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开发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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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陈剑峰,方如金,湖州师范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战线

内容提要:

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大致相当于当时所谓“江东”地区,它在秦汉尤其是东汉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政域地理开拓业绩的基础上,伴随着人口的继续集聚,水利工程的兴修,铁制农具及牛耕技术的广泛推广,社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开发速度明显超过南方其他地区,为唐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并使长三角地区逐渐成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和经济中心,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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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朝时期(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长三角地区大致相当于当时所谓江东地区,具体指今安徽芜湖以东的长江南岸广大地区,包括今天的江苏省、安徽省的江南部分和浙江省的全境。这一地区,一方面承接了秦汉以来尤其是东汉以来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地理、政域地理的开拓业绩,再加上六朝时期为历朝都城所在地,人口的加速集聚和大幅度增加,铁制农具及牛耕技术的广泛推广,水利工程的兴修,总体上开发速度和规模不仅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地区,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打下了基础,以至于唐代后期至两宋时期,长三角地区成了全国著名的经济区和经济中心。

      一、农业的发展

      六朝时,由于汉末和西晋永嘉之乱两次大的北民南移,人口快速增加,不仅劳动力得到了较大的充实,且带来了当时北方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及整个区域经济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1.人口的集聚和增长

      东吴时期,长三角地区人口增长方式主要是北方人民自发流入和通过武力掠夺等方式。由于东汉末期北方军伐纷争,战乱频繁,黄河流域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白骨蔽平原”的惨相。人口大量死亡,生产、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相反南方却相对稳定,从而引动广大北方民众南迁,为本地区的持续开发提供了大量劳动力资源。如建安十八年(213),淮南民众因不愿迁淮北,“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其中许多北方士人就南迁至长三角地区。在孙吴立国之前,就已有许多大姓迁居本地区,他们对孙吴立国起了很大的作用。(注:详见钮仲勋:《东汉末年及三国时代人口的迁徙》,《地理学资料》1959年第6期。)另外,通过武力掠夺的方式,也获取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如孙权连续两次西征黄祖,前后掠夺荆州民众数万之多。(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建安十九年(214),孙吴又破皖城,将数万人口迁居江东。(注:《三国志》卷47《吴主传第二》。)除了掠夺区外人口,充实劳动力外,还驱掠本地山区“山越”人出山,增加劳动力,实行“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的政策。“山越”是古越人后裔,分布在本地区山区等地。(注:山越人是因为居住在浙江山区,所以叫“山越”。他们大多从事农业,使用兵器,“民多果劲”、“高尚气力”,善于战斗。)自孙策至孙皓约七十年间,东吴先后出兵征伐“山越”。孙吴利用“山越”人参与屯田,开发荒地,解决了大量劳动力。

      东晋南朝时期,伴随本地区深入的开发,劳动力资源的需要更加突出,而大量北方移民的涌入填补了这一空缺。可以说,六朝时期长三角地区土地开发的深层动力,主要源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口南迁带来的充足劳动力及北方农耕技术的大规模传入。从永嘉(307~313)到宋文帝元嘉(424~453)间,共有四次北人南迁高潮,南迁人口约有90万,其中渡江约50万人,占长三角地区迁入人口一半以上。东晋南朝时期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增幅较大,已由西晋时的1293417口增长到2028377口。(注:秦冬梅:《六朝时期江东农业开发述略》,《古今农业》1998年第3期。)人口的快速增加,加速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经济地理和政域地理的开拓。

      2.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六朝时期,现长三角之浙北地区,尤其是湖州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尤为突出。吴兴郡“衿带重山,地多淤泽,泉流归集。疏决迟壅,时雨未过已至漂没,或方春辍耕,或秋沈稼”。(注:《宋书》卷99《二凶传》。)孙吴永安年间(258~264),孙休在乌程县北三里迎禧门外筑青塘(梁太守柳恽重浚,又称柳塘),青塘西至长兴,数十里,遏太湖之水以卫农田,是浙北地区吴兴至长兴的太湖障水堤岸,所谓“以绝水势之奔溃,以卫沿堤之良田,以通往来之行旅”。(注:(元)程郇:《新复青塘堤岸记》,载乾隆《湖州府志》,转引自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由此,太湖东南水患困扰得到缓解,土地得到开发,对浙北地区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赤乌八年(245),陈勋率领屯田兵开挖句容中道,不但改善了建康与会稽之间的水运条件,还给两岸地区带来了充足的水源,促进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孙皓时,在乌程西筑皋塘,县南筑孙塘。(注:《嘉泰吴兴志》卷19《渡堰》。)孙吴时期的青塘、皋塘、孙塘三大水利工程的兴建,对于浙北苕溪流域下游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两晋南朝时期,本地区水利建设进一步发展。西晋永嘉乱后,中原士人大量南迁,掀起了大规模的水利兴建。东晋水利建设业绩尤为突出。东晋咸和年间(326~334),郄鉴在乌程开漕渎、官渎,“漕渎在府州治南,晋咸和中都督郄鉴开”。(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官渎在乌程县西二十七里,晋咸和中都督郄鉴开”。(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东晋时,殷康任吴兴太守时,在吴兴开筑荻塘。荻塘“连袤东北,出迎春门外百余里。今在城者谓之横塘,城外谓之官塘。晋太守殷康所筑,围千余顷。”荻塘引余不溪、苕溪之水,自乌程县东“合流而东过旧馆,至南浔镇,入江南界,又东经震泽、平望二镇,与嘉兴之运河合”。后吴兴太守沈嘉重修荻塘,人获其利,改名为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注:《嘉泰吴兴志》卷19《吴兴记》。)。此外,东晋咸安年间(371~372),吴兴太守谢安在城西四里开谢塘,在长兴南筑官塘,后人称谢公塘。(注:《嘉泰吴兴志》卷5《河渎》。)在修筑荻塘的同时,已开始拓疏太湖溇港,向太湖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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