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畔，新年钟声已经敲响，2005年也成为了历史。 辞旧迎新之际，对过去一年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概述也是学术界的惯例。作为甄选、转刊经济史学研究全文的专业杂志，本刊严格遵循既定的选刊规定和工作流程，经过较为全面的筛辑，全年6期共选登论文113篇。其所占发表论文的比重并不很大，而且不收著作和海外论文，据此似乎不足以全面而精确地反映整体的研究状况与水准；加之收文涵括中外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以及诸多经济类专史研究，从而其综述不同于学科专史，无法对一年来的各种研究面面俱到。然而，以全国相关刊物为基础，经过层层选文、比较、刊用的过程，决定了本刊独有的观察面和着眼点，所选论文本身就蕴涵着它在同类研究中具有的特色。本文即是立足本刊、观照全局、着力于一年来经济史学研究特色的要点论述，可与学科专史综述相互映证、补充。可以说，研究特色往往不是一年形成的，有些科研新动向或许尚未得到公认，却也是不容忽视的。 应当看到，尽管近年来学风浮躁甚至“学术腐败”冲击着基础研究工作，而且经济史学领域的人才流失、青黄不接等现象也较严重，但“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优良学风依然得到从业者的赓续、拓扬，甚至一些非经济史学研究者也投入到科研中来，可谓“有喜有忧”。总的来看，一年来科研工作的主要趋势是理论探索的深化和学科领域、研究视野的扩展，溯源性考察与创新性研究各具特色，以下就分别择要概述。 一、理论探索的深化与研究者构成的发展 我国经济史学研究在理论方面的探索与创新，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悠久史实相结合，如何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西方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有选择地运用于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进而通过对具体对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实证考察，不断总结、提炼和丰富经济史学理论，这需要经过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许多学者在理论探索方面做出了努力，其中最具典型性的如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的《谈谈经济史研究方法问题》（3）（注：标注数字为本刊2005年所刊之期，以下均同。），文中提出“经济史是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以及它运行的机制和效果。”这是对经济史研究宗旨与众不同的精辟阐释。“社会经济史”在一般人看来是近年来兴起的，吴老指出，其实不然“经济史本来是社会经济史，老一代经济史学家都研究社会。”这就提示了经济与其植根的社会具有密不可分性，为经济史学研究提供了经验。在研究方法方面，他重申“实证主义，我以为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认为计量分析有局限性，因为“把历史现象都作为函数关系，与实际不符”，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史学研究中并非都可以用“模型”，正如R.索洛所说，不能“用时间变量代替历史思考”。吴老还认为“经济学理论也有很大局限性”，例如新古典主义，勉强可以用于民国经济，不能用于明清；合理预期论，民国也用不上；后来流行的博弈论，研究经济史学更难派用场。他强调“经济理论没有普遍性、永久性。”“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根据需要可以选用这种方法，也可选用那种方法，史无定法。”应当说，“史无定法”正是“吴氏理论”的基点，对学界很有影响。不仅研究方法如此，学术观点也不求一致——这正是经济学出身、年届九旬的吴老给予我们的“经验的”和“理论的”方法论启示。 特别是，吴老引用J·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开篇所说，经济分析有三项基本功：历史、统计、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对于纠正经济学界的“贫史症”倾向非常重要，也对经济史学研究者提出了理论素养的更高要求。吴老关于经济史与经济学两者中前者是“源”而后者是“流”的论述，近年来深得同行的重视与肯定。 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是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熊彼特及其经济分析史理论受到注重，而且希克斯及其《经济史理论》至今为学者们常读常新。罗卫东等《市场经济体制的兴起与演进：一个经济史的理想类型》（1）、宋士云的《浅谈希克斯的经济史观与研究方法》（5）等，都是通过解读《经济史理论》来认识研究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精读原著是一种很必要的方法。葛金芳《宋代经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首次启动》（3），则以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为分析工具，认为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从习俗经济、指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方向。他以此为尺度，考察宋代商品经济急速发展基础之上的原始工业化进程已经启动，进而分析这一进程赖以启动的经济基础、科技动力和社会条件以及制度性缺陷。此研究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提供了新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依然是许多学者较为普遍地借用的分析工具，相关研究很多，如谢元鲁《对唐宋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再思考》（5），考证唐宋时代产权结构明晰化、社会商业信用完善化、市场交易方式变迁等因素，逐步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国家权力对新兴经济部门控制薄弱，使之得以发展。市场扩大、技术提高以及投资收益在金融业、商业等部门相对增加，吸引了社会资本向这些部门流动，有利于其发展；而国家财政对传统产业收入的依赖，制约着其发展。此外，中国地质大学环境学院的宁立波等撰写的《我国古代水权制度变迁分析》（1），不仅考察了历代水权制度的变迁，而且运用新制度学派的分析方法，认为古代水权制度以国家正式制度为主，以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为补充，而意识形态成为推进或阻碍变迁的主要力量，技术进步导致要素价格变化，诱致水权制度变迁。此研究凸现了近年来环境、制度以及经济史学研究者构成发展等特色。 经济史学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分析方法逐步被采用；在坚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经济史学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经济史，成为理论方法探索的热点，体现在中国近代物价总水平变动趋势、苏南农业劳动力供需状况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等研究中。这种态势2005年继续发展，如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1），对此间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进行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提出经济史研究应符合经济学的逻辑和使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再如赵国杰等《中国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主因：对林毅夫假说的定量检验》（1），对林教授提出应当以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这次危机，并归因于“一次性博弈”的论点进行定量检验。结果证明，特定的农作政策是危机的主因，同时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因素。此研究表明一些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致力于经济史学，并运用“博弈论”以及经济计量等方法，“总要素生产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等成为其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