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0年代以来，教育实验在我国迅速崛起。据统计，仅中学语文教学方法实验全国就有百种以上[1]。作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支持、参与教育实验应是自己重要的职责之一。为了使教育实验更加科学化，必须客观冷静地对教育实验进行反思。 一、对实验意义的反思 实验引导实践，带动实践的变革，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实验的积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我以为，当前教育实验的意义被某些人夸大了。在他们看来，实验既是改变目前沉闷的教育理论现状的唯一出路，也是打破令人不满的教育实践状况的希望所在。所谓“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实验”就是前者的反映；而一项复式教学实验，竟说成“直接关系到基础教育质量的提高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进程”[2]，则是后者的体现。对实验意义的夸大，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 第一，因困惑而尝试。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一方面对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病理性教育已有普遍认识，但多年来又被这种教育实践所困惑而苦于找不到新出路，于是逐渐将目光转向实验。一批实际工作者率先进行实验尝试，力图找到突破口。在初始阶段，实验确给传统教育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良好的回应，给人以乐观的感受，因而其积极意义被充分挖掘，充分肯定，同时也逐渐被夸大。 第二，因不满而创新。传统教育理论面对新形势和新要求，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人们对教育理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于是，一批理论工作者自觉地将触角伸向教育实验，欲求从实验中获得理论的创新，把打破教育学落后局面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实验上。 第三，因借鉴而强化。近年来一定程度上的唯科学主义、实用主义影响的扩大，整个社会对基础理论的相对忽视，从而使实用实证的量化性的、实验性的研究迅速取得较高地位，也强化了教育实验的意义。 正是上述因素，使今日教育实验一方面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成为一种可喜的现象；另一方面似乎有将实验视为灵丹妙药的迹象，这是值得警觉的。 平心而论，教育实验的被重视，既是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产物，也是力图走出困境的一种努力。但这种努力能否化为现实则大可怀疑。在对实验寄予极大希望的人们心目中，教育困境的根源在于旧的理论与旧的实践模式，只要推翻这种旧模式，困境就会消失。但我们认为，困境的根源既有教育的也有社会的，推翻旧的模式并不能保证有更好的模式取而代之，并不能保证教育能真正走出困境。 首先，教育实验具有明显的实证性，这就导致其工具性。工具性的教育实验发达也许能解决教育的近期的、实践的、低层次的问题，但它的结论意义永远有限。 其次，实验绝非某些人所说的是理论的唯一生命源泉。教育实验顶多只给教育科学大厦添砖加瓦，决不会成为大厦的奠基石[3]。查一下世界教育学经典，真正来自实验的东西并不多。当教育科学尚不成熟时，对实验盲目崇拜，理论就会枯萎；当教育科学比较成熟时，对理论盲目打压，实验就会混乱。当前已出现这样的苗头，一方面实验轻视和取代理论的欲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一些理论工作者又不断刺激着这种欲望的增长。所谓教育巨人应该出自“教育实验家”[4]就是典型口号。这从两方面推抑着理论的势微，在本质上也限制了实验的发展。 再次，我国多数实验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实验，而是我们即将分析的所谓准实验、前实验，它们价值低、意义模糊、难以推广，有些几乎既不可能产生新思想，也不可能带来新的实践成效。正因为这样，这类实验似乎具有潜在的双重功能：既能改变教育理论的结论，也能动摇教育理论的基础；既能导致教育实践的变革，也能扼住教育实践的发展，二者在逻辑上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国1958年的那场“教育大实验”，1966年那场更大的“实验”，几乎同时实现了两者。观察今日之实验，推翻理论或置理论于不顾的欲望太强烈了，这不是好现象，有可能削弱实验自身的基础。 第四，实验在一段时期里，曾给人以很大的希望，但目前希望正在缩减，失望却在上升。因为即便那些真正的实验，那些所谓非常规的、突破性实验，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是有限度的，不能对其抱太高的期望：其一，由于教育实验是人的实验，是要变动或控制社会环境的实验，正如美国教育家奥康纳所说，在关于人的教育上，在控制的实验的条件下进行科学观察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5]。其二，教育实验不易中立客观，实验多服务于、服从于理论之争。一理论欲推翻或取代另一理论的主要手段就是实验；而另一理论也不时借实验之手来进行反驳。服务于不同理论的实验总被不同理论所裁决。其三，实验者很难做到随机地从众多学校与师生中选择样本或被试，从样本推及全体，由实验学校推及所有学校，本身是有风险的。而来之于热情很高的学校的实验成果与来之于不乐意参与实验的学校的实验成果显然意义不一样，其推广更值得考究[6]。这样，对实验抱太高期望的人感到失望，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对实验构成的反思 就当今我国教育实验体系来说，从过程或程序的严谨性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教育实验。它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人为手段，主动干预或控制研究对象的发生、发展过程，并通过把有干预情况下所获得的事实与没有干预情况下同类对象变化的事实进行比较，从而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的方法[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