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文化教育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教育，是世界文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形成、发展及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世界文化教育中。一方面，以其博大的胸怀汲取着异域文化乃至异质文化，从中采撷精华为我所用；另一方面，随其足迹所至，以其独特的文化教育理念影响了那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在欧洲则催生了西方近代以来以理性反对神权的启蒙思想和文化教育观，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贡献。 一、16世纪至18世纪欧洲传教士对儒家文化教育的传播与认同 儒家文化教育思想的西传，首先是儒家经典的译介。自16世纪，欧洲传教士陆续来明朝布道，在介绍西方文化的同时，将儒家经典翻译介绍到西方。西班牙传教士、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较早向西方报道儒学影响下的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特点。他曾在写往欧洲的书信中，大致描绘了儒学教化下“全国信于一尊”的文化特点，赞扬中国“以正义卓越著称，为信仰基督教的任何地区所不及”；“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善于思考，重视学术”；“中国人聪明好学，尚仁义，重伦常，长于政治，孜孜求知，不怠不倦”。①他还在信中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习惯、教育方式、文人学者的地位及对外国学者的态度。 儒学第一个西传译本是西班牙道明会士高母羡翻译、范立本编的《明心宝鉴》。该书载有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等儒学家有关劝善、修身、励志的论述，译成西班牙文后，逐渐在欧洲流传。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在华期间以拉丁文翻译并在回国后出版的《四书》，成为最早以拉丁文翻译出版的儒学著作。拉丁文作为西欧文化之源在当时极为盛行，也使得该书出版后极易流传。 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传播儒学最有影响者，当属意大利“杰出的孔夫子的诠释者”②利玛窦。利玛窦称孔子是“博学的伟大人物”③，“中国圣哲之师”④，利玛窦坦言：“如果我们批判地研究他那些被载入史册中的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在中国最为盛行、最受重视，“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稍有异议”；“统治者”也给予孔子以“最高敬意”，“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⑤利玛窦在《中国札记》(又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中突出地介绍了孔子儒家学说，特别是“四书”和“五经”对教育内容、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并称“四书”是“充满卓越的智慧之书”。他还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考试制度，指出中国的考试内容完全是根据儒家学说制定的，文人们只有熟读儒家经典才能“进身仕途”。他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给予赞赏：“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⑥他赞赏中国文人“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会令人惊异地表现出“品德高尚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的情操，并由此推断：“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他还由中国人尚文轻武推断，文官制度更适合于“一个很少或没有兴趣扩张版图的民族”。⑦他还发现：“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著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⑧，而且，“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⑨。他通过比较发现，儒学并非借助于“天启”，而是直接诉诸理性，能为政治、哲学、科学、教育体制与礼俗规范提供准绳，使精神文化生活与社会结构融为一体。1614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将利玛窦的札记手稿译为拉丁文并在德国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而广为传播，一时“轰动了欧洲”，“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⑩“对欧洲的文学和科学、哲学和宗教等方面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17世纪的历史著述”，“它把孔夫子介绍给欧洲”，“它开启一个世界，显示了一个新的民族”。(11) 17世纪中后期，来华传教士向欧洲大量介绍儒学。1662年，耶稣会士殷铎泽和郭纳爵合作，将《大学》(取名《中国之智慧》)译成拉丁文在建昌刊印，并刊印《论语》拉丁文译本。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取名《中国政治伦理学》)，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在广州及印度刊印。1687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巴黎出版拉丁文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全书包括《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中国经籍之历史与要旨导论》、《孔子传》、《大学》、《中庸》、《论语》并附译注疏，颇受关注和好评。旅行家贝尼蔼读后感慨地说：“就我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过如此之多的智慧、如此之多的审慎、如此之多的虔诚、如此之多的仁慈；他简直没有一句话、一件事情和故事、一个问题，其目的不是提倡德行的，而且其中总是包含着某种明智的教导，或则是教导着一种良好的为政，或则是教导着具体的做人的行为。”(12) 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增多，仍以多种形式向欧洲传播儒学。经过耶稣会士的传播，从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在欧洲形成了持续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巴黎大学成为中国文化热的中心。孔子、儒学在欧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有识之士看来，儒学包含了所有中国的教义和实践，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其伦理思想具有普遍意义。 二、儒家文化教育对欧洲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文化教育的影响 传教士当初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的本意在于宣传中国是传播“福音”的理想之地，但同时将不同于基督教神学的儒学文明传入欧洲，为启蒙思想火花的燃起带去“理性”的酵母，致使欧洲中世纪神学权威因受儒学文明冲击而发生动摇，许多思想家深受启蒙，进而对其文化教育产生了影响。 l.儒家文化教育对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18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以反对宗教神学、提倡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启蒙运动兴起之时，而儒学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以“仁”为核心的伦理观，以“理”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与启蒙思想家的主张多有吻合之处。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因有别于官位世袭、贵族拥有极大特权的欧洲而备受赞赏。耶稣会士所报道的中国盛况，恰与欧洲中世纪之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于是，中国成了欧洲启蒙者心目中的“理想国”，“孔子学说成为时髦的东西，引起了欧洲一般知识界人士对于孔子著述的兴趣，大大耸动了人心。”(13)“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德治主义的政治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尤为启蒙思想家所倾倒。孔子思想统治中国长达两千余年所表现出的强大威力，更为启蒙思想家所折服。”(14)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家、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纷纷从中国古典著作中汲取养料，将儒学作为倡导理性、探寻和重建社会思想和秩序之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