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者多数都认为，美国的一些比较政治学著作大多和政治学的内容没有明显差别，比如，奇尔科特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一书给人的印象似乎不是专门介绍比较政治学的书籍，而是一本政治学理论综述的著作，该书如果改名为《政治学理论综述》似无不妥之处；同样，比较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如果更名为《政治学：体系、政策和过程》亦未尝不可。那么美国的政治学家为什么总要在政治学前面加上“比较”二字呢？美国的比较政治学为什么几乎要等同于政治学呢？ 这实际上与政治学的美国人视角密切相关，而“美国政治学可能反映一种明显的美国观点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引起关注”①。因此，只有从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重镇的美国的视角来分析，才能予以清晰解读，为什么比较政治学几乎等同于政治学，才能找出制约比较政治学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比较政治学 (一)美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和向全世界推广其民主制度的强烈情结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种自成体系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批评和价值判断准则，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② 美国人骨子里的意识形态情结十分强烈，他们总是以为自己的“美利坚民族是上帝的‘头号选民’”，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人坚信“上帝保佑美国”这一宗教神话。由于美国在历史上的一帆风顺，又演变为现实中的“美国国家神话”。美国人认为，“美国的理想和价值观是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人类社会惟一正确的普遍真理，美国既是‘富裕之邦’，又是‘真理之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落后则缘于那里的人们不是‘上帝的选民’。在这种信念的激励下，美国政府对世界其他地区有一种深重的宗教使命感和无上的优越感，总是要以自己的价值观念为准绳对别人进行‘拯救’和‘解放’”③。简言之，美国自认为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其他国家都必须向它学习。 美利坚民族的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甚至“有一种夜郎自大的信念，他们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优越，自己也比别人优越，这种优越感产生于一种天然使命感，相信自己是世界的最高希望”④。“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如同历史上其他民族一样，宗教民族主义是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当然，所有的民族都宣扬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这种思想常被归入伦理观的范畴，但是美国学者杰里尔·A·罗塞蒂印证了一个政治分析家的说法，认为美国与众不同，因为美国把本民族的优越感变成了一种宗教”。⑤ 的确，美国是一个表面上世俗化实质上非常宗教化的国家，托克维尔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他说，“我一到美国，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作用。我在美国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使我感到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强大”。“在法国，我看到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几乎总是背道而驰的；而在美国，我却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的”。⑥ 美国人热衷于推行和维护的自由、人权、民主的价值观和制度，“看起来是世俗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但实际上起源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宗教改革，体现着基督新教的信念。这些价值观与新教教义一起，构成了延续200年的美国式的价值观及社会体系，构成了美国的国家和社会的本质”。⑦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并充当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保护人的角色，“实际上是在推行和保护基督教的价值观和制度，旨在全球建立一个基督教文明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在宗教信仰虔诚的总统执政时期，这些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往往被直接的基督教传播行为所取代”⑧。这样，美国人把倡导自由民主制度和推行宗教价值观结合起来，更使美国人坚信推行自己的民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 (二)美国政治学研究表现出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强烈推崇和对世界的示范作用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作为美国人，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对民主制度的推崇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美国犹太裔政治学家伊多·奥伦直言不讳地指出，“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它不是一门客观学科，而是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其潜在而未被承认的理想是美国”⑨。所以，就政治学的研究动机来讲，美国的政治学研究就有了比较的意义，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美国除了专门研究美国的政治学可以不被叫作比较政治学外，其他任何有关政治学研究的学术几乎都可以称为比较政治学。 奇尔科特也指出，美国政治学研究，其“现实根据的是一种设想：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好的，作出其他选择安排是不现实的。这种设想决定英、美社会中所见的‘公民文化’的概念以及由美国民主进程所代表的多元主义的概念—这种概念是理解美国政治学当前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进步是美国制度演变中固有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强大的国家，必须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人民中显示它的文明传统”。⑩伊多·奥伦更深刻地指出，“美国政治学家很少反省其学科的身份，他们本能地把政治学与自由、民主联系起来，宛如他们的讲道代表一门客观科学的戒律。因此，美国政治学的自我形象出现了一种悖论：一门独立的科学附属于某种特定的理想”。(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