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象征研究曾在主流政治学中获得过重点关注。在20世纪早期政治科学初创之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和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等众多重要的奠基者无不关心政治生活中的象征现象。二战之后行为主义大行其道时，其灵魂人物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不断完善对政治象征的分析。当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Olsen)于1984年擎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大旗时，他们不仅认为这个新兴的学派应该“强调象征行动和意义系统的中心地位”，甚至把“象征秩序”列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攻的六大方向之一①。不过，三十余年来，主流政治学在此项工作上进展乏力，系统性的反思更是付诸阙如。 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马奇和奥尔森等人判断有误，也不意味着政治象征已被历史地证明不具备一种“主角相”。政治象征“未受待见”的境况另有原因。一是方法论上的冲突：美国科学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象征研究由于极难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而被边缘化②。二是研究内容的局限性：从事象征研究的主要学者几乎都认为“传播在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③，从而导致他们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政治传播学范畴中，即便是其研究理路较具体系性，也未能构建起适用于整个政治生活的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政治象征研究遭遇窘境是因为它生不逢时。 现在我们似乎看到了政治象征研究复兴的契机。首先，在现代政治世界中，政治象征并没有被当作传统的孑遗而被抛弃，相反，政治生活本身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也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丰富的政治象征现象，它们吁求得到更为准确和系统性的阐释。其次，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的创新，为对政治象征现象的观察和评估提供了日益科学的分析工具。最后，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欢迎，更为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象征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强大的动力。复兴政治象征研究显然是一个极为宏大和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有限的篇幅中构建出象征政治学的完整学科范式，而是主要着墨于重新梳理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领域中的一些殊为重要的相关文献，并基于对这些文献的反思，试图对象征政治学理路的铺设提出一些基础性的设想。 二、通往权力之路：人类学中的政治象征研究 虽然在人类学初创时，“象征”便成为一个核心概念，但基于政治情境的对“象征”的讨论极为罕见，因为早期人类学家的主要观察对象在严格意义上是各种无国家的、弱政治性的初民社会。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象征现象，他们的这些发现有时会点燃后世学者的思想火花。如人类学泰斗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文化人类学开山之作《原始文化》中发现了政治实体通过象征手段被拟人化的现象④，后来在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这一发现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zer)在盛名逾百年的巨著《金枝》中指出了集神职与王权于一身的皇帝或祭司具有的“神性”是一种自然法的象征⑤，这一观点为后来专注于合法性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知识基础。 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是早期人类学家中在政治象征研究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学者，他将“神性”的来源理解为一种“宗教力”，认为这种力主要存储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神圣象征物(如图腾)之中。他认为，宗教力是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的集合，统摄着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⑥。涂尔干并非拘泥于严格的宗教现象，他关注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最高形式”的国家⑦。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象征或象征体系(如仪式)不仅对社会和国家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且还维系着它们的持存。这一观点得到了新涂尔干主义学者的深入阐发，其中不乏与政治生活相关的内容⑧。 涂尔干关于象征具有稳定和平衡社会力量的观点在二战后引发了一些质疑，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类学家发现了象征还对政治制度或政治结构的变迁有影响⑨。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这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家直接立足于社会冲突，用“社会戏剧”的概念来描述一种社会从出现冲突，到爆发危机，再到危机矫正，到最后实现各方重新整合或另起炉灶的过程。他不同于以往人类学家将“象征性行为看作一种‘附带现象’”，而是“试图确立其‘本体’的地位”⑩。虽然特纳自认为其理论也有助于解释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问题，但他对于政治生活的关注和分析深度远不如比他小一岁的亚伯纳·柯恩(Abner Cohen)。 柯恩对各学科的象征研究都不满意，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家建构一套象征行为科学的意图并不成功，因为缺乏目标、理论架构和发展蓝图；结构人类学家只是把象征当作一种逻辑推理的工具，无法解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者侧重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忽视了整体性的社会；政治学家们即便考虑到了社会范畴中的象征现象，也没有形成学派且不具有体系(11)。柯恩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是从人的根本属性出发：“人总是象征符号的动物，人也是政治动物。”(12)由此，他专注于分析社会活动中的“象征行为(the symbolic)”和“政治行为(the political)”之间的关系(13)。虽然柯恩比以往所有人类学家都重视政治行为，并且将权力秩序视为政治行为的核心，但他仅仅狭隘地将政治权力理解为基于人身束缚的控制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