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处于一个更多地依靠知识、智力和技术而发展的时代，教育已成为现代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部分。我国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已引起学者和决策者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在哀叹教育贫穷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教育过度”的现实。教育贫穷与“教育过度”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矛盾，已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主要难题。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一、教育与经济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教育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劳动力知识存量的多少、国民素质的高低、人力资本的形成状况，从而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已察觉到教育具有经济价值。他指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19世纪4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也提出了“物质资本”与“精神资本”的概念。强调教育、科学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通过教育投资可以使人掌握技艺，陶冶情操，丰富人生，最终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产出。本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也非常重视教育对经济发展重要作用的研究。他们发现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贡献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的经济增长，在各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中总有一个大小不等的不能为三要素解释的残差，这就是教育的贡献。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用计算各级教育收益的方法得出，美国1929——1957年经济增长中教育的贡献相当于新增国民收入的33%；爱德华·F·丹尼森通过分解劳动投入的方法计算出1929——1969年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提高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29——1941年为33.1%，1941——1949年为18.8%，1948——1953年为15.4%，1953——1964年为17.1%，1964——1969年为25.5%。70年代，以世界银行教育局高级专家萨卡罗勃劳斯为代表，在西方国家掀起了一次教育投资收益研究的热潮。萨卡罗勃劳斯在1973年发表的《教育的收益》一书中计算了数十个国家各级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其结论是：教育投资的收益远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他发现，在发展中国家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为10%左右，而用于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27%，中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为16%左右，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率为13%左右。进入80年代，许多研究人员就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更多样本的分析，试图找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例如，鲍曼和安德森在对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后指出：一国的人均GNP要达到300美元必须具有40%的成人文化普及率，要达到500美元以上则需要90%的成人文化普及率。惠勒、玛丽斯等的研究结论指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在于其直接收益，更在于它能提高物质资本的收益率。 尽管教育是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并非意味着教育可大大超前经济发展水平，也不表明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就可以自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经济发展对教育发展具有规定和制约作用。如果教育的发展超过了国家财力，或教育本身的规模、结构、质量不为社会所需，那么教育不但难以产生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会造成资源浪费、加大某些经济问题解决的难度，如人才流失、结构性失业、“文凭之灾”等等。 由此可见，教育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教育发展既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又依托于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单纯强调教育的超前发展是不切实际的。而那种只强调经济建设，忽视教育发展的做法也是肤浅的，是以牺牲长期经济发展为代价的。因此，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即教育的规模、科类、层次、质量及发展速度要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相吻合。 二、贫穷的教育 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在一个经济落后、文化极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了包括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以及特殊教育在内的门类齐全的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后备力量，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容置疑的推动作用。我国是一个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国家，但办了世界上最大的教育。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1年《世界教育报告》的1988年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是用占世界1.1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8.45%的学生，其中我国基础教育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1991年我国教育经费包括财政拨款和各种渠道筹资只有731.5亿元人民币，而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提供的资料表明，1990至1991年，美国各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就达408亿美元，用官方汇率折算，也是我国全部教育经费的1至4倍。我国用这样微薄的经费支撑了这么大的教育，而且使小学儿童入学率高达97.9%，普通高校在校生比1949年增长了18.7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办的教育确实是一个“贫穷的教育”。教育经费短缺已成为困扰我们办大教育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经济发展与教育投资，在GNP总额中应占比之间寻求“最佳匹配”的概念，认为人均GNP在300至500美元的发展水平上，教育投资占GNP的最佳比例为4.2%，而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占GNP的比例只有2.5%，显然与最佳比例还有很大的差距。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公布的教育投资占GNP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6%，我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据权威部门的调查，1992年全国一半以上省份的中小学人均公用经费出现负增长，占全国高校总数三分之一的中央部属院校的办学经费，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连续多年是负增长。根据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1993年10月28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上所作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中提供的统计数据，由于经费短缺，使得75%的中学和90%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15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修缮；同样是由于经费短缺，使得教育系统教职工平均工资在全国12个行业中长期徘徊在10位左右，199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2930元，教育系统为273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5个百分点。更为严重的是，还是因为经费短缺，在我国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竟然发生了拖欠教师工资的事。到1993年9月底统计，全国施欠中小学教师工资最高曾达14亿元，虽然经过清理，至今仍拖欠6亿多元。这种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数额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40多年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