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洋彼岸的启示 谈到美国的高等教育，人们一定首先会想起那些闻名遐迩的名牌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等。但这次在美国考察高等教育，一所看上去极为平常的大学——安提亚克大学，却给笔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她以70余年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合作教育而享誉全美。 美国的合作教育制度初创于1906年，经过近百年时间的发展和完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到90年代初期，全美部分或全部实行合作教育制度的高等学校约有900多所，约占高等学校总数的1/3左右，参加合作教育的在校生约有25万人，约占全美高等学校在校生的1/6—1/7。合作教育的基本涵义是由学校和社会共同来培养学生，其运作的典型模式是，学生在校内学习三个月，然后在相关的社会部门（如工厂、商店、医院、农场、学校等）工作三个月，再回到学校学习三个月，如此循环，直至完成为期4—5年的大学学业。在这种教育制度中，学习与社会生产实践的定期转换，不仅仅被看成帮助学生掌握社会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手段，而且被看成促进学生各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可缺少的过程。不修足工作学分的学生是不能毕业的。 当笔者乘车奔驰在美国中部的高速公路去访问正在农场里工作的学生，或跟随合作教育部的同行们乘机去芝加哥指导正在那里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时，总会想起莫尔、康帕内拉、欧文、傅立叶等西方历史哲人给我们留下的那些乌托邦式的古老理想和马克思的一段辉煌的名言。马克思说：“现代工业吸引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伟大的社会生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规律的趋势，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是畸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16页）美国的合作教育制度给笔者这样一个重要的启示，当一个事物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时，不管它在前进中会遇到怎样的磨难和挫折，总会以其顽强的发展魅力，在此地或彼地放射出灿烂的火花，并形成燎原之势。使笔者感到兴奋和惊奇的是：据美国朋友介绍，本世纪50年代，当美国的合作教育面临重重困难时，不少人是从中国当时声势浩大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运动中获取了力量和精神支持并最终闯过了难关的。当然，他们对中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是不了解的。 走出误区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说，新中国成立后，又一直把它作为指导我国教育工作的重要指针，并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创造出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近些年来，在我们的学校中，片面追求升学率、重理论轻实践、学生实际工作能力和承受挫折的能力薄弱以及怕苦怕累、轻视工农的现象却相当普遍，办学部门在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自觉性及实效方面已经落后于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甚至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其中重要的是许多人在这一方面还存在两个思想误区。 误区之一：许多人还没有真正把握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过去特别是十年动乱中的一些错误做法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指导的结果，从而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其实，任何一个理论被用于实践，中间都要经过诸多环节，实践者是一个最重要的中介。如果实践者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有偏颇，采取了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或者是肆意歪曲、借题发挥，那么，这样的实践者实践的结果，怎能作为判断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呢？笔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我国教育界在实践这一理论中的主要失误是没有把握好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强调劳动而贬低了教师、书本和课堂教学的作用，出现了以劳动代教育、以生产代学习的偏差；在十年动乱期间，这一偏差又被“四人帮”推向了更加严重的极端，甚至被他们利用来作为打击、惩罚知识分子特别是广大师生的手段。但这一切都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不足以成为否定这一基本教育原理的依据。在当时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许多重要原理和学说不也遭到过同样的歪曲吗？现在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排除先前被扭曲了的实践的误导，重新鼓起在新形势下探索和实践这一理论的勇气。 误区之二：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具体论述，忽视马克思主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说的精神实质及其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准确预见性。这使得有些同志认为，这一理论已经过时，不符合现代生产、现代教育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的确，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大量童工的实际状况出发，提出了生产劳动与儿童的早期教育结合起来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只能被看成指导当时工人斗争的一个具体结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一直是建立在对现代工业、现代社会运行和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分析的基础上的，因而它的内在精神仍然具有鲜明的预见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们包括： 1.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因而用全面发展的人来代替片面发展的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马克思说：“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12—213页）正因为如此，“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同上，第213页），便成了大工业发展的生死攸关的问题。20世纪的社会实践也证实，培养基本素质高、再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强以及各个方面获得较全面的发展的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和教育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