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08)02-0005-04 中国诗学以天人合一为哲学依据，以感性思维为思维方法，它关注的是自我的内在超越和德性之知，突出的是求善的审美目的。这就意味着中国诗学在追求其价值实现时，主要是通过道德这一形式来实现自我完善的。儒家强调：“经夫妇、厚人伦、成孝敬、变风俗，莫过于诗”。[1]中国古代诗学中即便涉及美的问题，这种美也是具有浓厚功利色彩的，它也不能不以善为前提。像孔子在《论语》中就一再强调：“先王之道斯为美”，“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孔子这里所说的美就是一种以道德之善为价值取向的美。可见，在其本质上中国古代诗学就是道德化的诗学，这种以道德为目的的诗学肯定的是内在的道德之善，忽视的是对人类与世界之真的科学认知与理性探寻。 西方诗学一直以天人之别哲学为基础，具有非常浓厚的理性思辨色彩。它突出强调的是主体能否认识以及怎样认识等一系列的认识论问题，在这种认识论的主宰下，西方诗学贯注着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人类与世界存在之真成为它孜孜以求的目标。即使是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也并没有改变这一目标，它不过是以表面上的非理性的方式更为执着地去追问存在之真的意义和价值。它怀疑的是西方传统诗学对真的阐释方法和阐释内容，它要表达的是它对人类与世界之真新的认识，人类与世界之丑与恶代替物质世界与自然世界之善与美成为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中的存在之真。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观念和价值取向并不是静止单一而是纷繁驳杂的。不过，从总体情况上看，西方现代主义诗学对丑与恶的真实性的强调却是自始至终的。既然生产的高度发展导致了人的物质化与机械化，既然自我被道德以种种神圣的理由遮蔽住，那么，发掘丑与恶，表现丑与恶，就成为现代主义不同流派诗人的共同基本任务。尼采指出：“除了美丽灵魂的艺术外，还有丑恶灵魂的艺术；也许正是这种艺术最能达到艺术的最强烈效果，令心灵破碎，碎石移动，禽兽变人”。[2]波德莱尔宣称“什么叫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与美区分开来，发掘恶中之美，我觉得从恶中提出美，对我乃是愉快的事情”。[3]传统上被纳入负面价值范围的丑与恶被尼采、波德莱尔等作为开掘人类与世界之真的正面价值进行了重新理解和阐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传统审美对立的审丑诗学。人类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由此也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视野。 西方现代主义这种以特有的艺术感受能力发掘被道德和意识长期遮蔽的人与世界存在之真的诗学，被李金发等中国诗人当作了抵御中国厚重而又强大的伦理化色彩极浓的诗学的武器。田汉认为：“恶魔之可贵，贵在反叛……恶魔主义者之波陀雷尔公然扬‘反叛’之声，此波陀雷尔的恶魔主义之所以有生命也”，为此，田汉强调指出：“我们不为艺术家而已，有意为艺术家，便不可不为大乘的艺术家。欲为大乘的艺术家，诚不可不借波陀雷尔的恶魔之剑，一斩心中的执着”。[4]如果说西方现代主义的审丑诗学只是以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延续了西方求真诗学的理性传统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道德高度发达而真正的科学与理性精神却颇为缺乏的国家而言，审丑诗学在揭露道德对人性的丰富性的遮蔽时就反而可以实现对中国古代诗学理性和科学缺陷的填补。由是，从求真的科学精神出发，他们力求通过对丑与恶的挖掘实现对被传统道德遮蔽住的人性纵深处的全面开掘和敞开。 一 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发展，使人们开始将眼光由外在世界转入到人的内在世界。依据弗洛伊德理论，西方超现实主义流派领袖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宣称，超现实主义是“纯粹心理上无意识的行为，通过它，人们或者用口头，或者用写作，或者用任何其他的方式，企图不受一切理性的监督，在一切美学和道德的成见之外，表达思想的真正的作用”。弗洛伊德和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对人的潜意识系统的发现，赢得了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尊敬。依据这种发现，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对于存在之真的看法与传统文人乃至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人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压抑性本能等潜意识的传统道德和秩序显现出了其瞒和骗的本性，而且现实主义追求的客观现实的本质真实与浪漫主义追求的自然的真实都显现出了其虚幻性。由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转而从各种角度，以各种方法对被传统道德视为丑恶之源的包括性本能在内的潜意识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肯定。穆木天认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性本能等潜意识并不是罪恶，而是人的自然本能，要表现人性，诗人就“要涉及最纤纤的潜在意识，听最深邃的最远的不死的而永远死的音乐”。[5]在徐迟看来，诗人深入潜意识世界，可以享受到感觉的盛宴，他的“五官全部能感受到色香味触声”的“一串东西”，他的诗则可以成为“有温度、有组织、有骨骼、有身体的系统”的生命体。[6]正是依恃着这种将潜意识的释放等同于生命自由的观念，中国现代主义诗人在他们的诗论中毫无顾忌地肯定着人的性本能等潜意识，以至于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类似于波德莱尔等西方现代主义诗人对感官享受与肉体美的张扬的观点。邵洵美，这个将魏尔仑称为“一个真正的享乐主义者”的诗人，推崇一种被传统视为丑恶的感官享乐至上的人生观和诗学观：万蕾Paul Verlaine才是一个真正的享乐主义者。因而，邵洵美主张：“人生不过是极短时间的寄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决不使你有一秒钟的逗留，那么眼前有的快乐，自当尽量去享受。”[7]在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看来，对感官享乐的肯定和赞美不仅不是庸俗和丑恶的，而是一种对被压抑的人性的释放，体现着现代人对生命存在认识的进步和发展。如果说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更多地侧重于以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态度来强调性爱的绝对自由，那么，以洛夫、痖弦等为代表的台湾现代主义诗人对性本能等潜意识世界的探究则更显纵深，对潜意识的认识也更显得理性和客观。痖弦一方面对潜意识的发掘对于本真存在敞开的贡献大为赞赏：“一种较之任何前辈诗人所发现或表现过的更原始的真实，存在于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者底诗中，一种无意识心理世界(the world of unconscious mind)的独创表现，使他们底艺术成为令人惊悚（有时也令人愉悦）的灵魂探险的速记”。另一方面，痖弦又强调指出，写诗的目的，在于“要说出自下而上期间的一切，世界终极学”。[8]洛夫在肯定“超现实主义者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真诚’(sincerity)；他们相信唯有在人的潜意识中才能发现生命中最纯粹的真实的品质”的正面价值的同时，[9]也站在理性的高度辨证地指出：“但不幸超现实主义者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过于依赖潜意识，过于依赖‘自我的绝对性’致形成有我无物的乖谬。把自我高举而超过了现实，势必使‘我’陷于绝境”。[10]随着对西方现代主义开掘潜意识的审丑诗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洛夫不只是像痖弦那样在肯定潜意识之恶释放的功能的同时又表现出对超验的形而上价值的浓厚兴趣，而且，极富创见性地提出了禅学与超现实主义诗学融合的主张，他希望借助中西诗学视野的融合，诗人能找到他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生命自由和失落已久的“真我”，并使他们的诗真正达到“是意识的也是潜意识的，是感性的也是知性的，是现实的也是超现实的，对语言与情感施以适切之制约，使之不致陷于自动写作的混乱及感伤主义的浮夸”。[11]在洛夫之后，朦胧诗派诗人、新诗潮诗人继续着对丑与恶意识的敞开工作。北岛宣称：“我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12]翟永明将女性的潜意识命名为“黑夜意识”，宣称“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13]然而，无论是在对意识与潜意识辩证关系以及意识之光对于发掘出本真生命的意义的认识上，还是在对中西诗学的融合上，北岛与翟永明都未能达到洛夫的思想高度与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