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极为严肃的学术著作在北京脱销，好几位朋友托我四处求购而不得。这便是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作者顾准，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去世。但他的人格和思想，却仍然激动着无数活着的人，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做人的一面镜子。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了一个纪念会。王元化、杜润生、李慎之、戴园晨等资深学者都提出要发扬顾准学风，继承顾准精神。在中国，身后能够化作一种精神的知识分子，凤毛麟角。吴敬琏深有感触地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不一定都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吴敬琏是当今影响很大的经济学家，有“吴市场”之美誉。但他这样说，绝不是谦虚。不只是吴敬琏。当今中国整个知识界，都不一定能接近于顾准所能达到的境界。吴敬琏不过是面对他所尊敬的顾准，说了一席真心话。 当然，如果细加推敲，吴先生的说法还可以商量，或者说，还可以进一步展开。 顾准给当代知识分子的启示，一方面在于他的深邃思想，他关于民主主义、权威主义与专制主义、科学精神与多元主义哲学、一党制与两党制、直接民主与议会政治、愚民政策与无为而治、辩证法与神学等问题的思考，至今读来仍让人感到光芒四射。另一方面在于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的超越性，知识分子的独特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并不一定为现实所欢迎，通常是为现实所不容。这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摆在面前的就有两道难题。一是有没有能力超越，二是有没有勇气超越。前者取决于水平，后者取决于人格。顾准的超越能力不是凭一时的机智，而是基于他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洞察。作为具有深厚素养的学者，他的观点不是出自标新立异的冲动，在当时文化专制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精神氛围里，他之所以能够清醒地发出独立的声音，完全是基于他对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把握。在同代人当中，很少有人具有同他一样广博的精神视野，因此很少有人能与他站在同一高度上俯瞰现实。即便有些人有这个能力，但严酷的现实又使他们失去了表达的勇气。因为这样表达随时能招来坐牢杀头之祸。两道难题合在一起，就使顾准显得卓尔不群。 就知识分子的治学环境而言，今天无疑比顾准活着的时候要好一些。起码国门是洞开了，不必像顾准那样，经历超人的艰难，才能登上人类文明的云梯。就天赋聪明才智方面而言，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高人也不难找到。比如学术界前一段都很推崇的钱钟书等。但在道德文章方面，却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提并论，面对顾准，谁敢于拍着胸脯说自己问心无愧？我想，所谓顾准精神，是难以企及之处，正在这里。现在，文坛上正在争论一个话题，怎么看待沉默。的确，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不说违心之言就不能安全地生存的年代。在那样的情况下，一些知识分子不得已用沉默来宽慰内心的良知。沉默当然比为虎作伥强得多。但做人不能只满足于比坏人好一些。表达良知总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但在特定的年代里，在沉默也要付出代价的时候，知识分子选择沉默，或许能称之为一种操守。但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有顾准站立那里，知识分子的人格标准就有了更高的参照。沉默的原因固然可以理解，但内心的宽慰还是不免要受到挑战。 现在，经常能对自己的良知反躬自问的文人已经越来越少，面对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商场上尔虞我诈，文坛上的乌烟瘴气，许多人奉行的是“沉默是金”，“难得糊涂”。文人下笔的时候，往往不由自主地考虑的就是市场行销什么，国外时髦什么，官方允许什么，领导爱听什么。中国知识界知道顾准为何人的本来就不多，这倒并不要紧。因为顾准的著作毕竟属于特定的学术领域。可悲的是今天如果真有人像顾准那样做人行事，反而被敬而远之，甚至当成堂吉诃德来嘲笑。这种直面俗世，争相媚俗的风气，已经在中国知识界弥漫开来，成为时尚，这恐怕不能说是市场经济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面对顾准，让我们学会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