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编号：0257—5876（2007）12—0026—08 一、文化研究对文学意味着什么？ 本文标题套用了新近故世的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在南开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救赎真理的衰落和文学文化的兴起》。罗蒂讲演的主题思想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救赎真理，它曾经是宗教、哲学、科学，但是19世纪以降，这一真理变得主要由文学来加以表述了。所以，如果没有洛克、休谟、吉本、伏尔泰和卢梭，人类照样可以从牧师和暴君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如果没有但丁、彼德拉克、卜伽丘、乔叟、莎士比亚、培根和弥尔顿，我们今日世界的道德状况将无法想象。罗蒂建议把文学、文化视为人类自己营造的最后一个乌托邦，其间知识分子将放弃追索某种终极标准，以此来衡量人类想象力的产品。换言之，当代人将用文学的多元性来救赎哲学的一元性。当时本文作者提了一个问题：文学自身难道不是正在经历危机吗？今天几乎没有人读诗，也难得有人读小说，我们在看电视、追逐时尚，或者“吊”在互联网上，要么，讲演题目能否改为“文学文化的衰亡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对此罗蒂的回答是：文学作品有难读和好读之分，难读即所谓的高雅文学。在过去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有教养的知识阶层在欣赏，它被接受的百分比与今天的大致相当。所以，谈不上文学已是穷途末路。另外，罗蒂强调，他所说的文学文化并不专指文学本身，也包括电影、电视等一应大众文化形式，所以这里的文学是泛文学。关键是它们都是想象力的产物，而不是理性中心主义的文化。 推想起来，罗蒂所言未必令人信服。首先，即便是今日所谓的纯文学或高雅文学，对它曾经的大好普及时光我们还是记忆犹新。就我们这一代读者来说，我们的阅读经验基本上与文学的兴衰命运同步。上世纪60年代，《高老头》、《安娜·卡列尼娜》一类作品风靡不衰。“文革”开始后，鲁迅小说和他的一些杂文选本几乎是独步天下的文学样式，虽然是一枝独秀、百花凋零，可是“独秀”的毕竟是救赎意识最为强烈的文学经典。《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一类古典小说，则依然在辽阔农村流转传布。之后王蒙、池莉、周梅森等一大批高雅和通俗双管齐下的作家一路走红，他们的作品好读，而正统的“文学”身份又不必怀疑。再以后就难说了，电视和网络这些新媒体，占据了我们更多的闲暇时光。文学变得急功近利，无论是作家写作，还是读者阅读的心态，多少显得浮躁。现在回想起来，文学毋庸置疑曾经抚慰过我们许多人的心灵，是我们许多人生存的必需。文学并非总是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它曾经处在非常普及而不是曲高和寡的层面上，出演着救赎灵魂和经国济世的功能。 同样，罗蒂标举想象的泛文学研究的看法，大可质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今天文化研究异军突起，对守住人文关怀的传统文学研究构成了威胁，来势汹汹，颇有将后者逼入绝境由此不得不绝地反击、背水一战的态势。假如真似罗蒂所言，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哪怕能在“泛文学”的旗号下和平相处，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威胁感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反感消除之前，作如是观还为时过早。那么，文化研究又是什么？美国文化研究当红学者格罗斯堡等人所编《文化研究》一书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把文化研究看成一个跨学科、超学科甚至反学科的领域，运行在广义的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和狭义人文文化研究之间，故此： 它在方法上是典型的阐释型和评估型的，但是不同于传统的人文主义，它反对把文化和高雅文化画等号，而主张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都应当根据它们同其他文化实践的关系，以及同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来加以研究。文化研究因此致力于研究一个社会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① 就像一切文化研究的定义总不能令人满意，这个定义说不上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在反对者看来，它至少就混淆了文化和其他活动的界限，而把社会整体视作一个表述性的概念，其间一切文化模式被化解成为一个统一单元。但是显而易见，它不像传统人文主义和高雅文化把目光紧盯住艺术特别是文学，反之主张将文化生产的所有形式悉尽纳入彀中。就格罗斯堡上面举证的“艺术、信仰、制度以及交流实践等一切对象”来看，艺术包括文学实际上在文化研究中已经无可奈何地退居后台。信仰、制度则颇有高处不胜寒的意味，所以文化研究最是得心应手、游走其中的，其实还是格罗斯堡名之为“交流实践”的一应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生产形式。诸如购物中心、健身中心、美容中心、主题公园、电视、电玩、摇滚乐、流行音乐、娱乐明星以及言情八卦小说这些全球化语境中的大众文化载体，堂而皇之地成为文化研究的阐释对象。 文化研究由是观之具有它的必然性。因为如上所述，它的阐释对象正是我们今天生存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现实。当年令文学骤然生动起来的文学青年们，不再前赴后继做文学梦，反之今天除了在绝塞僻壤依然保留下来一份对于文学的憧憬，中心城市的昔年的文学青年后备队伍，大都义无反顾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是说互联网、电子邮件、播客、博客、网络游戏这类世界范围的大众文化新媒体形式，已经势不可挡地替代书本和纸笔，成了他们新的阅读和交流主导形式。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精辟地预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突飞猛进之下，旧的制度分崩离析之际，必有一种全新的“世界文学”出现。但今天出现的不是歌德率先提出的“世界文学”，而毋宁说是一种以电子通讯技术为公分母的“世界文化”。这个“世界文化”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它肯定不是天下大同的产物，反之它千方百计规避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快感和权力，由此成为理解此“世界文化”的关键词。甚至，这一忤逆的快感不仅指精神层面上的满足，它同样被及肉体。约翰·费斯克在他的《解读大众文化》一书中，对电子游戏进行过这样的文本分析，他指出，游戏时玩家对于游戏的过分专注与高度紧张，有时甚至是瞬间的肌肉痉挛，使自我在社会中建构的主体及其社会关系散失，这一瞬间玩家进入了一种近乎完全自然的解放状态，这时所指（受意识形态束缚的头脑和身体）和能指（自然的头脑与身体）便获得了一种短暂的解放关系。而这样一种主体性的崩溃，导致了玩家对于意识形态控制和社会控制的暂时规避，产生了性高潮式的快感。故费斯克得出一个叫人瞠目结舌的结论：电子游戏厅是机器时代语义的妓院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