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57（2008）04-0113-D4 民国时期，教育实行分级负责制，其中，初等教育由县市负责办理。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仍然以农业为主，民众十之八九生活在农村，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依赖于教育的普及，县级实际上承担着基础教育发展的重任。教育经费作为教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湖北作为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具有非常典型的类型学意义，本文试以1928至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考察民国时期县级教育发展的经费来源。 一 根据国家分级办学的体制，基础教育的责任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筹资责任。然而，直到1941年实行新县制以前，县级财政一直是国家财政（民国以后为省财政）的附庸，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收入。从清末新政以来，县级区域内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只能在国家财政收入之外另行筹措各种地方款项，即当时人所谓“集本地之款项，图本地之公益”。进入民国以后，这种情况仍在延续。各县的教育经费，除了前清遗留下来的部分学产收入外，主要依靠民众的力量，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民国时期湖北各县教育经费来源，大体上分为学产收入和教育附加捐、杂捐两部分。 各县学产收入，多系前清宾兴馆、书院、县学产业收入，以及地方公产、个人捐助、寺观划拨等综合沿革而来。学产收入以学田田租为大宗，房租次之，湖沼租、息金较少。据1933年的统计：田租以江陵为最多，蕲春、宜都、南漳、石首次之，光化咸宁最少。房租以武昌、汉阳较多。[1](P12) 虽然历经变乱，学产收入流失严重，但在县级教费中仍占有相当比重，如恩施县1933年教育经费总收入为10076.73元，其中学产收入为2949.94元，占总数的29.27％；同年咸丰县教育经费5100元，学产收入2213元，占总数的43.4％。[2](P874) 如果把学产收入看作存量的话，教育附加捐和杂捐的征收就是教育发展的增量资金。清末以来，由于县级教育无法得到国家的经费支持，只能依靠民众分摊教育成本，就地筹措经费。民国以来，这种情况得到继续。湖北各县教育附加捐、杂捐收入，均由各县主管教育机关呈请省财政厅、教育厅核准或报县政府备案，亦有由地方法团决议及援照前清成例而征收者。教育附加捐以田赋附加为大宗，契税、屠宰、牙帖附加次之，其他附捐较少。清末庚子年田赋附加赔款留县兴学部分，入民国后继续如数征收，1928年5月，湖北省财政整理委员会命令，学捐中五厘解省，九五厘留县，田赋附加也就成为各县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占各县教育经费将近一半。据1933年统计：田赋附加以沔阳为最多，荆门、京山次之，保康、郧县最少；契税附加以钟祥、武昌较多；屠宰附加以武昌、阳新较多；牙帖附加以江陵、公安较多。教育杂捐各县不同，多系就该县特产或特有事业抽取，如茶捐、漆捐、船捐等项，名目共计多至50余种，以枝江、光化两县抽取种类为最多。[1](P12) 上述经费的征收方法是：学产收入、杂捐两项，由教育局直接派员征收或成立征收处专司其事；附加捐则由县政府财政机关在征收正税时带征，随收随交教育局保管。1933年“豫鄂皖三省剿总”令各县成立财务委员会，教育经费划归该会统收统支，保障了经费的独立。 从经费总数上看，1929年度湖北各县教费共计985412元，1931度增加至1315519元，只占全国各县教费总数50548091元之2.6％。全省68县中，不满万元者23县，满万元者16县，满2万元者15县，满3万元者5县，满4万元者3县，满5万元者1县，满6万元者2县，满8万元者1县，其余未填报者2县。教费总数仅及湖南省之1／6，河南省之1／3，浙江省之1／4，江苏省之1／9，安徽省各县之教费，虽未超出200万，仍较湖北为多，仅江西省因有20余县未填报，仅列70余万元，而广东省1928年度统计：台山一个县的教费就有1327570元，比湖北各县教费总数，多出了12000元，可见湖北县区教育经费之贫乏。[3] 县级教育经费的缺乏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学校数量少，学龄儿童入学率低。据湖北省教育厅1933年的统计：湖北在学儿童不及学龄儿童百分之二十，各县报称：竹山仅有完小2所，初小2所；宣恩仅初小5所，无1所完小；黄梅仅完小2所；建始完小1所，内仅学生70名；通山完小1所，学生仅84名；完小最多之黄冈，公私立合计仅13校；初小最多之浠水，公私立合计亦不过428校。[4] 已经开办的各种学校，亦存在着严重的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如京山县1933年12所县立小学的教职员，每月薪资只能按四成发放，月收入只有18至20元，累计拖欠超过10 000元。[5] 经费严重不足成为制约湖北县级教育发展的最大因素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水旱战乱，地方元气大伤，经济濒于破产以外，经管不力导致学产学款收入大量流失，或遭私人鲸吞，或被挪用延欠也是重要原因。1930年7月，湖北省就曾制定教育经费临时清理委员会简章，要求各县遵照组织清理委员会负责清理各县教育经费，结果无果而终。1931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地方教育经费保障办法》，要求各省市及各县市切实保障现有教育经费，不得任其减少。1933年湖北省制定复兴地方教育三年计划，通令各县分别组织清理学款学产委员会，由县长、教育局长或教育科长等五人组成，切实负责本县清理工作，期限限定为六个月。各县在清理过程中，对于由地方士绅私人保管者一律归还公家并设法生利，被私人侵占者一律查明追还，田产和各项教育附加捐由私人承包从中渔利者，田产收回另行招佃，附加捐则撤销承包另定征收办法以剔出中饱。同时，教费支绌县份，附加捐数额未超过正税者，适当提高了附加捐税率。清理和扩充增加的款项，按照规定，应提出半数以上兴办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