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33X（2008）05－0034－04 农村教育研究作为实践性和政策性极强的研究领域，需要注重历史资源的挖掘。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的农村改进实验、陶行知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郊区的晓庄师范学校实验和上海山海工学团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主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乡村建设实验等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颇具影响的乡村教育实验，这些实验为我们研究农村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源。尽管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不能简单地套用在现代农村教育之中，但“察古思今，述往思来”，近代乡村教育实验，尤其是昆山徐公桥实验区、河北定县实验区和山东邹平实验区的教育实验，对当今我国的农村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使民间力量成为办教的积极分子 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天灾人祸使社会最底层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赤贫与死亡线上挣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一些以知名学者为领头人的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怀着赤诚的爱国之心，由城市走向农村，发起了乡村教育实验运动。1926年5月，经黄炎培、赵叔愚、冯锐等人商议，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四家联合在江南试办划区农村改进工作。经过协商，四家团体成立了“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黄炎培被推选为董事长，并组成了五人设计委员会，赵叔愚为委员会主任。经过勘察比较，选定江苏昆山县徐公桥镇为实验区。同年10月，各家派员下乡开始具体的试办工作。1928年7月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独当一面，专任办理昆山徐公桥实验区的一切乡教实验事务。河北定县实验区由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办理。1926年，晏阳初约邀陈筑山、汤茂如、李景汉等平教会各部负责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农民作为平民教育的主要对象。会议讨论决定实验区的选取条件后，确定定县为实验县。在晏阳初“农民化”和“化农民”思想的感召下，平教会成员们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的方法对定县的情况进行了详细、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再根据调查研究得到的结果，通过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实施“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以知名学者为领头人的这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开展乡村教育实验，使农村教育实验有理论指导，有改革目标，保证了乡村教育实验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以知名学者为领头人的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不仅有教育理论指导，有教育理想支持，而且这些民间团体积极努力使乡村教育改革制度化，增加乡村教育实验的实效性和持续性。1934年7月1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实验区近8年的乡村改进实验宣告结束，正式移交地方接管。经过教育、改进，徐公桥的乡村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观。在农业生产方面，设立了农场，新式农具和优良的作物品种得以推广使用，生产效率提高，防治病虫害知识也得到普及，还发展了农副业生产，如养鸡、养鱼、种果树等。在教育方面，儿童的入学率增长了11.6％，扫除成人文盲近千人，并新建公立小学校3所、私立学校1所以及农民教育馆、民众讲演厅、民众体育场、民众问字处、民众公园、民众改良茶园等社会教育机构。在社区服务方面，设立了公医诊所为群众防疫治病，设立警察分驻所和保卫团，维持全区治安。在管理方面，健全了以地方绅士和青年农民为主力的乡民自管机构，成立了乡村改进会、青年服务团、婚嫁改良会、省节会等。徐公桥的乡村改进实验基本实现了初期预定的“无旷土，无游民；生产日加，灾害日减；自给自享，相助相成”的目标[1]。定县乡村教育实验也收效颇丰，不仅使当地情况有所改观，而且影响到了国内和国际其他乡村。1931年，即定县实验开展5年后，蒋介石邀请晏阳初南下，讲述定县的实验工作情况，并派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官毛应章北上参观，写成近10万字的报告。1932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内政会议，通过了各省设立县政建设研究院及实验县的计划[2]。各省纷纷确定县政建设实验县，定县的乡村教育经验在全国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二战后，定县实验的经验随晏阳初走向国际，被菲律宾、泰国、古巴、墨西哥等很多亚非拉国家仿效，在国际上造成了不小程度的影响。 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各实验区所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中国教育史上成了一段佳话，其成功之处启示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民间办教的积极性。从当前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和农村发展的状况来看，农村教育应该是“一种大教育”，是“一切可能且应该为农村现代化发展服务的教育”[3]。这就要求我们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理农村教育。政府的力量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制性、权威性，但相对于政府行为而言，民间行为更具有快捷性、机动性、灵活性，因而更具有适切性，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教育改革，随之收到的成效也会更好。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验就是实证。我国当前农村教育不兴、不能调动农村人口的教育积极性的原因之一也正是缺乏走进农村、了解农村、扎根农村、脚踏实地地进行农村教育研究、办理农村教育的人才和团体。能够激发民间办教积极性的组织机构有两种：一是具有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二是有人才资源和知识能力的高等院校。对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而言，要在宣传、政策支持、制度安排、经费保障等方面采取适当的策略，在物力、财力上激励民间办教的积极性。对高等院校及其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作为社会文明和社会良知的“守望者”[4]，应该以乡村教育实验为模范，学习和借鉴其实践者“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虔诚，以自身的积极作为做民间办教的摇旗呐喊者、先行者和引领者；另一方面，发挥自身在智力、人力上的优长，为积极办教者提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