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08)01～0010-07 叙事探究作为在科学与人文这两极之间的一个中间道路，已逐渐成为教育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学术话语方式。其对教育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把有关生活性质的理论思想引入到活生生的教育经验之中，并通过生活(如教与学)经验的叙述促进人们对于教育及其意义的理解。本文主要从理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教育领域的叙事实验和从理论话语到生活话语等三个方面，论述教育研究中叙事转向的可能。 一、理论与事实之间 从分析哲学的盛行，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当代西方理论界大抵经历了这样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由寻求一种“真正科学”的研究方式，到承认、区分各种学术路向的解释功能。而另外一些理论尝试，如“文化研究”、“知识社会学”，则从“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的角度，证明以概念界定、量化、程序化、因果关系为基础的“逻辑实证(或推演)主义”学术习惯实际上是研究者屈服于现代性的“工业——技术”社会体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换言之，与其说人文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是在如实地描述、分析现代社会文化的真实状况，还不如只是为了完成现代性的体制权力所施予它们的任务。事实上，真实状况远没有被逻辑话语描述已尽。 逻辑推演主义的理论话语与现代体制权力之间的一体性意味着要想突破这种强势话语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早期的反现代性文化尝试(卢梭、尼采、克尔凯郭尔)就已表明超越者往往只能退居社会的边缘地带，但是，颇具悖论的是，即便这样，对逻辑话语的攻击以及理论创新实验仍然保持着有增无减的势头。在他们当中，有的是为了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安宁状况(威廉姆斯)，有的是为了真正实现启蒙运动确定的现代性理想(哈贝马斯)，有的则是为了找到一种普鲁斯特式(非逻辑)的思想与语言将个人的生存感受表达出来(海德格尔)。应该承认，这些尝试都可以为人们在逻辑话语之外确立某种新颖的思考及写作路径提供指南，但是，这些努力并不比逻辑实证(推演)主义话语能告诉人们更多的事实真相。相反，它们同样是从外部来评价现代社会，也就是根据朦胧的记忆、某种完美的理想以及个人的情感，来对现代社会的整体状况展开分析、批判与筹划，至于现代社会中的复杂行为关系以及不同人群在此生存空间中的感受、渴望，则并不在它们的描述范围。言外之意，人们大可以依据另一种记忆、理想或感受来对现代社会展开分析，所谓女性主义、环境主义、消费主义等等理论创新活动，便表明了这一点。如克劳夫所言，女性主义的立场乃是建基于私人生活领域的妇女身份，然后向外扩展到公共领域的妇女身份。女人不仅有着不同于男人的理解，而且从妇女的经验出发，能够对现实做出更为准确的再现。[1]这一观点将抹去日常生活中的私人性与公共性之间的差异，进而生产出有关社会世界的具有性别色彩的地方性知识，向人们展示家庭制度是如何通过不断复制文本话语塑造她们的日常生活的。[2]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包括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阵营中的许多理论实验在内的话语创新活动同样也没有解决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只不过，与分析哲学盛行的时候相比，这种紧张已不再表现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绝对符合”(理论怎样才能像数学、物理学的真理那样被事实“验证”)，而是表现为理论与事实之间的“有限表达”(理论怎么可能描述所有人的生存体验)。事实上，这里之所以存在紧张，很大程度上是由“求知者”本人的“求知意志”造成的。在前者那里，紧张来源于事先在内心假定有一种如数学般完美的人文思想与语言，可以用它来发现、表达社会事实的真理；而在后者那里，紧张则来源于舍不得放弃自己的记忆、理想与感受，以一种“虚空”的心态走入生活世界，让生活世界中的思想与语言来填补自己的“虚空”。显然，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以及日常语言学派都从不同侧面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推出过“视界融合”、“宽容”等思想、情感措施来重构人文学者的“求知意志”，以求最大程度地消除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化社会事实之间的叙述紧张。但是，叙述紧张仍旧难以被这些思想、情感措施消除。只要人文学者不肯放弃自己的观念、记忆、理想与价值，这种紧张就无法克服。 从这一意义上讲，分析哲学之后的各种尝试，包括文化研究、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等，只是使得理论界以及大学人文教育的格局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多样，思想争论也随之更加激烈了而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新出现的各种思想与声音所代表的无疑仅仅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中的处境、感受与渴望，而不是普通大众的处境、感受与渴望。在理论界流通的不是普通大众的声音，[3]或者说普通大众的处境、感受以及渴望都归于了“沉默”。 面对这种复杂的知识状况，许多研究者纷纷打出“相对主义”甚至“怎么都行”的旗号，以避免各种主义之间的冲突，但就本质而言，研究者这样做的初衷与其说是为了依靠相对主义揭示更多的社会真相，还不如说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能够在理论界生存下去争取一种和平背景。换句话说，研究者关心的乃是通过生产某种“角度新颖的理论”在“主义林立”的知识界确定自己的“学术形象”(Academic Image)。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所谓的“理论整合主义”。这类研究者一方面觉得声望日渐高涨的结构主义虽然是当代理论界可资用来解释社会状况的有效工具，但却冷落了研究者的个人情感；[4]3另一方面又想重建被利奥塔摧毁了的“宏大叙事”，以求重新勾勒一种能够解释人类社会“一般规律”的理论框架。然而，正如有的批评者已经指出的那样，整合主义所从事的是一项理论乌托邦性质的活动，往往会由于当代各种理论的纠缠而陷入思想的“死胡同”。[4]201即使研究者可以草率地勾勒出一种解释人类所有生活的宏大叙事，这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它被体制吸纳，就会成为界定、规训所有人的日常生活的知识(教化)权力。[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