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09-0007-06 一、布尔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产生背景 1.历史背景：社会流动准则的演变 一般来说，社会形态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工业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工业社会；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后工业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有着不同的准则。 在第一种社会形态中，血缘和人身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代际流动严格地受到家庭或原有身份地位的限制。这种规则使得社会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贵族，大量社会下层的民众只能延续以往低下的地位。这种形态在使古代社会获得一种超稳定社会结构的同时，通过抑止建立在能力之上的大跨度社会流动而延缓了社会发展，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专业技能知识的家族化传递，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木乃伊师职业的传承。 在第二个阶段，财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流动开始突破前现代社会血缘和人身依附关系的限制，变得相对活跃。工商业贵族或者说资产阶级的贵族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在这一时期，打破社会固有结构的意愿引发了对自由、民主、平等等观念的追求和革命的行动。此时，建立在财产关系调整之上的继承或者婚姻等成为社会流动的有效形式或者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主要动力。这种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和流动原则实质上为能力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社会发展。 在第三个阶段，能力以及作为能力表征的知识和技能——这种理论性的系统知识与技能是与近代科学发展、学科分化、专业主义的出现结合在一起的——成为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在能力主义的原则支配下，社会流动处于最为活跃的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至少产生两种社会效果。一种是社会日益凭借知识和能力来衡量个体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关系，这使得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手段，教育资格成为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必要条件，系统的社会化制度性教育成为社会流动的首要方式，教育日益成为个体社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之乡”，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兴盛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即是此种社会效果的显著外现。第二种社会效果是，建立在能力基础上的社会流动使得平等、民主等观念日益成长为教育系统的主旋律之一。也就是说，人们日益相信教育是实现社会平等和向上流动的伟大途径，开始坚信教育改变命运。对社会流动的寻求成为教育的首要目标。社会流动的欲望也就在教育这一渠道内得到了有控制地宣泄。 2.学术背景：对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的乐观和困惑 在二战后的社会学研究中，社会流动日益成为研究重点之一。在早期研究中，受民主社会平等观念以及对教育功能肯定性认识等方面的影响，研究者们虽然也意识到教育是文化选择的手段和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装置，但往往弥漫着一种乐观情绪。研究中的前提和结论都倾向于认同学校或教育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在教育平等的前提下，教育应该成为获致社会平等的首要途径。因此在研究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首要的是教育）对个体社会地位的影响时往往较为注重后者的作用。认为工业化增加了获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与分层中的重要性，而削弱了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1]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日益发现，教育在对更广泛社会群体（最主要是中产阶级）开放的同时，各阶层接受教育的机会实际上并不平等，尤其是已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如果考虑教育过程及其对未来生活和职业前景的影响，则这种不平等更为严重。对此进行的分析发现，先赋因素即家庭的社会经济以及文化背景是这种不平等产生的主要因素。1966年，科尔曼报告的有关结论——在影响学生学业成就的因素中，家庭和学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要比学校设施、教师等因素更为重要——在出人意料的同时，也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方向的思考之门。“教育逐渐成为代际之间地位传递的中介”，“家庭的阶级等级制对教育机会和文凭的直接影响一直在增长”。因此，“代际间的流动过程，既是教育日益对其发挥支配作用的过程，也是先赋因素像教育一样竭力表现自己的过程”。[2] 可见，作为先赋因素的个人家庭经济社会背景，与作为获致性因素的知识技能交织在一起控制着个人的社会流动，并演变成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在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学校教育就成为这种隐性文化资本的培育者和产出者。这样，学校使社会驯化，把社会的不平等转变为能力的不平等。在精英主义和文凭主义的装扮下，个人之间新的和更大的社会地位差别变得合理化了，这成为一个民主社会中将个体等级化的唯一合法方式。而贵族阶级在民主社会中也因此戴上了“能人”的面具而继续着他们的狂欢。 这种状况要求研究者从20世纪早中期大众乐观地看待教育的社会流动价值和平等作用的潮流中解放出来，对先赋因素与获致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所引发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问题作出理论解释。布尔迪厄的研究正适应了这种形势，因为他正是站在上述前提和疑问之上展开批判性研究的。 3.布尔迪厄的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