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近代集市贸易有一些研究，多侧重于区域集市贸易发展和变化，对其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作用研究不够。中国近代化，即早期现代化，是由传统封建农业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转化，是外源型的[1]，是由西方列强向中国输入工业品和掠夺农副产品引起的商业发展、市场扩大来推动的，和由生产力发展推动的西方现代化不同。集市贸易在近代社会转型中作用巨大，是近代化的推进器。本文以近代安徽地区集市贸易为例，考察它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近代市场的发育 中国传统小农社会的市场狭小而分散，是为封建自然经济服务的，而近代市场庞大而成体系，不仅要满足乡村社会需要，还要满足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变成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功能发生了变化。在近代市场发育中，集市贸易起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全国市场的形成是以口岸覆盖下的集市贸易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强迫中国开放了许多通商口岸，向中国大量地输入工业品和掠夺农副产品，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国进入口岸经济时代。每一个通商口岸都是一个贸易中心，都有贸易覆盖的范围，把一个地区的集市贸易连结成一个网络系统。而相邻口岸贸易覆盖范围又相互交叉，地理位置重要和交通条件好的口岸贸易范围又覆盖其他口岸，形成更大的贸易中心。到20世纪我国对外进出口贸易，华中集中于上海，华南集中于广州、九龙，华北以牛庄为较重要，其次是天津和胶州，而且到1930年代，“我国贸易埠别又有集中于上海的趋势”，[2]66上海口岸覆盖江浙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诸口岸，如镇江、南京、宁波、杭州、芜湖、武汉等口岸。安徽处在口岸贸易圈的覆盖之下。1876年芜湖辟为口岸和1924年蚌埠开埠[3]48，进一步使洋货大量侵入安徽各地，形成新安江流域、皖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三大贸易区域，每个贸易区域又受几个口岸的影响，各口岸在安徽的贸易圈相互交错重叠，“通省全境为芜湖、九江、镇江、宁波、杭州、南京、上海各口岸的贸易圈所涵盖”[4]458。在众多口岸中，安徽与上海联系最多，如芜湖对外通商后，进出口贸易额增长很快，由上海等口岸进口洋货占92.39％，出口土货占99.89％[5]748。口岸进出的商品多是由商贩在集市进行销售和收购的，如安徽外销土产由各处小贩通过集市收购后，再转售商行，由商行加工后运至通商口岸，包装出口[6]34。集市贸易从属于口岸贸易。 其次，各区域以集市贸易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市场中心。近代各口岸贸易圈交错的结果，形成各区域的中心市场，例如安徽在近代形成了六个商业中心，即新安江流域的屯溪，皖江流域的芜湖、大通和安庆，淮河流域的正阳和蚌埠[7]1。屯溪是皖南茶叶转销的主要集镇，也是徽州一带西方工业品转销地[8]171。芜湖开埠后，成为皖江流域对外贸易窗口和最大市场，从1882年镇江米市迁芜后，迅速发展为全国著名米市。其米源主要是皖江流域的大小集市，市镇的米商向农家或小米贩收集后雇船运至三河等米粮集中地，卖给砻坊或帆运米商，砻坊或自行雇船载运，或再卖给帆运米商，转运至芜湖[9]432。大通和安庆市场又从属于芜湖市场，是各自地区集市贸易的尾闾。淮河流域在民国前以正阳关和临淮关两个集镇为中心市场。蚌埠本是个小集镇，在1912年津浦铁路通车和开埠后，取代临淮关地位，和正阳关同为两大市场，并成为皖北最大市场。到二三十年代，蚌埠不仅是皖北的商业中心，而且成为整个津浦铁路南段最重要的货物集散市场。 再次，集市贸易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中国近代各地集市贸易有较大发展：一是由定期集市向敞集(长市)发展。如皖南及沿江一带向为全日交易的长市[10]108-108，据《池州市志》载，解放前池州的池州镇、殷家汇等集镇较为繁荣，“均为每日市，无定期集日，民间也无定期赶集的习惯”。而皖北一些较大的集镇由于经商人数增多和行商向坐商转化，商行、号增多，隔日集也向敞集发展，蚌埠还出现过夜市[11]1187。二是结构上由综合市场向专业市场发展，如民国初合肥有坝上街、崇德街、二里街等棉花专业市场[12]1278，霍邱县有叶集竹木市场[13]355，六安有苏家埠竹木市场[13]355；市场内分工更细，一般按不同性质的商行贸易。三是组织上近代集市经营开始由行商或夫妻店经营向多种组织经营发展。如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在来安半塔、定远藕塘、滁县刘集、嘉山潘村等地办起了合作社[14]102，除牙行外，还出现了同业公会、商会等管理组织。四是经营方式也由现金交易向期货、现金、赊购、担保销售等多种形式过渡。如清同治年间，合肥市场日用百货行店，多以现货交易的方式从所在地及邻近地区购进商品，而对季节性较强的品种，多数店家采取季前定购、季中现购、季末赊购的方式经营。光绪年间，合肥百货店经销的商品中有不少是从省外购进，店家往往以销定购、以购促销，用现货、期货、囤货等多种方式经营[12]1235。五是经营性质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经营，一般大的商号都采用雇佣劳动。据《池州市志》载，抗战前，贵池县资本较大的座商大都集中在池阳镇、殷家汇、观前、茅坦、高坦等集镇，“每家雇请店员10至20人不等”。六是功能上除了具有调节本地区生产、生活余缺功能外，还增加了输出和输入功能。 正是因为集市的作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在中国的所有地区，市场的形成都比人口的增长步伐要快”[15]222，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有了较大的进步。 二、对工业化有促进作用 近代集市贸易的发展，是口岸经济和近代交通发展的结果，而集市贸易的发展对近代工业生产发展有刺激作用，一些集镇也开始创办工业。 首先，集市贸易的发展刺激了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近代中国是农业社会，商品贸易的形式主要是集市贸易。在口岸经济的刺激下，集市贸易获得了发展，改变了以前贸易范围狭小、商品只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局面，扩大了市场，刺激了消费需要的增长，为近代工业找到了产品销售市场。同时，集市贸易使大量的粮、油、棉、蚕丝等农产品投放市场，为中国纺织业、粮油加工业、卷烟业等轻工业提供原料，没有这些，“有关的工业就无法维持生产”[16]225。如安徽近代工业主要是甲午战后在芜湖、安庆、合肥等地兴起的，民国时期蚌埠工业也开始兴起。在集市贸易的刺激下，粮油加工业、纺织业、烟草业等近代资本主义轻工业发展起来，特别是各地大小集市粮油贸易、芜湖米市和蚌埠盐粮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砻坊业、粮油机器加工业的发展，1890年出现了皖省最早的粮油机器加工企业——芜湖益新公司，之后，其他城市也出现了机器粮油加工业。民国时期中国粮油加工业发展较快，其中面粉机械工业以“苏浙皖区产量最大”[17]282。又如纺织业发展很快，也是市场刺激的结果，在原料和产品市场的刺激下，安徽在1916年出现了最早的纺织厂——芜湖裕中纱厂，之后其他城镇相继出现了纺织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