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 在原始社会里，民众似乎有参与的权利。《诗经》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这里的“先民”据说是上古之君，把这句话译为白话就是：古之人君决策前，一定会征求庶民的意见。这就意味着，“最古之世，人民之得以参与政事者也”。① 但在传统阶级社会，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需求并不高，他们对公共性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古代中国，有两样东西形成了利益表达难以逾越的屏障，一是传统政治文化，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利益表达的前提是承认民众个人或群体利益是正当的，但中国传统文化恰恰不承认这一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是“和”。②为了实现“和”的理想，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是让初始不合拍的各种利益得到表达，让它们在相互碰撞中整合出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另一个做法是压抑个人的私欲。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是后一种做法，它是一种整体本位的文化，这里的“整体”相对于个人是家庭，相对于家庭是家族，相对于家族是地方，相对于地方是国家，个人只是这些外延不断扩大的整体中的一分子。个人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甚至为整体利益作出牺牲。同理，小群体的利益应当服从大群体利益，并为大群体利益作出牺牲。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被称之为义务本位的文化，而不是权利本位的文化，它强调的是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③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④如孔圣人便有“民可使由”、“庶人不议”的主张。也许有些人会举出从孟子到黄宗羲的民本主义者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成分。不错，孟子贵民，认为政权转移及政策取舍都应该考虑人心之向背。但是，孟子虽然重视民意和舆情，我们翻遍一部《孟子》也找不到关于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只言片语。大概孟老夫子认为民心靠君主用心去体会足矣。萧公权对孟子的评价十分到位： 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必须具有自动参与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故在孟子之思想中民意仅能作被动之表现，治权专操于“劳心”之阶级。⑤ 黄宗羲比孟子晚生近两千年，是清初民本思想的领军人物。他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不仅如此，黄梨州还参照明代政治之流弊，提出了以“贵民”为基本理念的一整套变法建议，涉及国体、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田制、财计等诸多方面。不过这些想法的核心是“分治”，让地方势力和宰相来制衡君权，民众的参与并不在其视野之内。难怪萧公权感叹道：“吾人细绎《待访录》之立言，觉梨州虽反对专制而未能冲破君主政体之范围。故其思想实仍蹈袭孟子之故辙，未足以语于真正之转变。”⑥ 传统社会结构对民众利益表达和参与的影响同样深远。在农耕时代，中国社会像一个硕大无比的蜂巢，由无数个蜂室组成。在这里，我们不去细究作为其基本构件，每个蜂室到底是村落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的社区。⑦无论其基本单位是什么，每个蜂室是一个带有强烈内聚性的经济体。它有明确而稳定的边界，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生产、运输、交易和信贷体系。除此之外，每个蜂室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人们的婚姻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都在其中形成，人们的文化活动、宗教信仰活动在其中发生，人们之间的政治交往和权力关系也在其中展开。基层共同体的居民对区域内部状况相当了解，并具有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但他们对区域外的世界却十分陌生，并充满疑虑。 在这种蜂窝状结构的社会里，由于人们的切身利益主要与他们所居住的那个小共同体相关，他们的视野往往局限在那个小小的蜂室之内，而对整个蜂巢不甚了了，所谓“天高皇帝远”是也。每个基层共同体的成员主要由农民构成，但也有乡绅、工匠、商贾和僧侣，其中乡绅是国家机器与农民之间的中介，商贾则沟通此蜂室与彼蜂室之间的有限的经济往来。正是这些不是农民的人维系着各个蜂室与整个蜂巢的关系。⑧在蜂窝状结构下，即使赋予农民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他们充其量只能在小共同体内行使这种权利。更何况传统政治文化根本不允许他们享有这种权利。⑨社会结构对参与的影响也许在传统文化被摧毁后会表现得更显著。 在中国古代，只有那些传统政治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约束不了的阶层才得以较多地表达其意见。这首先是指知识精英——士大夫。早在周武王伐商纣时，就有伯夷、叔齐站出来发表反对意见。秦汉以下，政治上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更是被国家揽于彀中。但是，相对于其他所有阶级，士大夫有一些特殊的力量来制衡皇权。⑩于是，“在政府里，由臣下来批评君上，有下僚来批评上司，由在野来批评在朝，由下代来批评上代”，历代正史中随处可见。(11)士大夫之所以能特立独行，一方面是因为儒家传统期待他们在君主荒淫无道时站出来说话，(12)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士大夫这个阶层在蜂窝状社会结构里地位特殊，具有双重角色，游走在蜂室与蜂巢之间，能进能退。(13) 工匠和商人也比一般农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特别是宋代以后，中国出现都市化的趋势。规模日益扩大的城镇与传统的蜂室不太一样，其内聚性没有农村社区那么强。随着城镇工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累积，人口的膨胀，出现了一些商业性和工匠性的职能团体。缙绅阶层虽然不屑参与这些团体，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团体在城镇中的影响力。不过，这些团体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和地方性的，从未成为独立的、全国性的政治力量。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城镇没有西欧那种城市自治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抑商文化的作用，这些团体甚至还需仰仗缙绅担任与地方政府交涉的媒介，根本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所谓“市民社会”。(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