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8)01-0053-05 对于研究革命、社会运动乃至近代以来国家转型的学者来说，斯科克波(Theda Skocpol)的《国家与社会革命》（以下简称《革命》）是一本不可不读的书。作为历史社会学的名著，《革命》一书将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理论、安德森(Perry Anderson)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国际国家体系的观点融为一体。而伫立在这一坚实框架后面的，是作者希望实现的远大抱负：她要将精致的理论与宏阔的历史叙事相连接，“提出一种分析世界近现代历史中社会革命转变的参照系络”，以“重新确定我们对历史上实际发生的革命的特点和疑难的认识方向”[1](P9)。应该说，作者基本达到了目的：该书在1979年出版后，很快得到学界的承认，成为流行的经典，并在短短的时间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同时，斯科克波作为80年代推动“国家回归”研究的领军人物，她的“Bring the State Back In: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把国家带回来：当前研究的分析策略）一文成为当前西方国家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可以预期，随着社会转型、国家建设与发展等研究议题在中国的兴起，《革命》一书的大陆译本已为时不远。斯科克波在《革命》中，以国家非常时期（革命时期）为视角，通过比较研究中、法、俄三国在18～20世纪发生社会大革命的原因、过程及后果（一个更强大有力的新国家的形成），为非常时期的国家自主性提供了独特的诠释，这对转型期的中国制度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斯科克波的理论创新及国家视角 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紧张中寻求理解社会革命的钥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悠长话题，也是国家自主性理论生发的原点。早在古希腊时期，随着城邦共和制国家的出现，人们就开始思考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界域问题。如亚里斯多德最早将人的活动区分为城邦生活和家庭生活，二者各有范围，不得逾越。在封建中世纪，国家式微，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讨论也就相对沉寂；16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时期的到来，人们以更为理性和世俗的眼光来审视国家和社会关系。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国家是取得人们认可的有主权的“王国”，是一种具有无限能力的东西。霍布斯也继承了这一观念，认为国家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利维坦”。而德国思想家黑格尔虽然认为不应将国家和社会混为一谈，因为“国家是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进程”[2](P285)；但由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他主张国家决定社会，而不是社会决定国家，从而体现了一种国家本位的政治观。这些观点反映了近代国家形成时期加强王权、强调国家并视国家为唯一存在的时代要求。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市民社会的逐渐成长，绝对主义国家纷纷以革命或改革的方式向现代国家过渡。这时，再单纯强调国家的存在，就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可。 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那里，国家权力自主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社会利益的相对自主，“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个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3](P37)。二是对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相对独立。第一种情况具有虚伪性；第二种情况具有暂时性；这说明了国家自主的相对性，体现了国家自主的限度。此后，各种形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都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而在其后，特别在20世纪60、70年代，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和多元主义(pluralism)在政治科学中占主导地位，国家受到漠视和抛弃。 斯科克波不同意行为主义和多元主义对国家自主性的抛弃，也不满意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社会革命流派的分析范式。斯科克波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过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国家问题时都一直深深地保留着社会中心的假定”[4](P5)。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斯科克波抛弃了抽象的表达逻辑，从“组织”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重新阐述国家及其自主性，形成了她的国家潜在自主性理论。当然，斯科克波在这里显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的强调。同样，斯科克波认为其他考察社会革命的理论流派也或深或浅、或多或少的带有社会决定论的色彩。比如，主张革命源于相对剥夺的理论家格尔(Ted Gurr)，认为政府的权力和稳定直接取决于社会潮流和民众的支持；革命是否爆发关键看现存政府权威是否丧失了合法性。这实际上是一种民众决定论，间接的也是一种社会决定论的观点。认为革命源于政治冲突的理论家梯利(Charles Tilly)，将国家视为一种有组织的强制系统；国家始终支持着支配阶级和支配团体并凌驾于从属阶级或团体之上，支配团体的权力实际上与国家权力重合。按照这种理论推演，现有支配阶级或团体与国家统治者之间实际上不可能有根本利益冲突。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密利本德(Ralph Miliband)等虽然提出了“国家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而且意识到如果国家统治者想要推行各种符合整个支配阶级基本利益的政策，就必须摆脱特殊支配阶级团体和个人的控制。但他们在根本上仍然认为，“尽管国家结构和政策有自身的原因，但都受内在‘选择机制’的支配，在客观上都服务于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1](P31)。这就从而终究走向了生产方式决定观。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斯科克波进行了角度转换，形成了一种倒置的表达逻辑。即要摆脱生产方式和支配阶级的国家观，就需要一种更强调国家中心的理论，即要问国家本身是什么，它们的结构和活动是如何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和发展？而在这种意义上，很多人将斯科克波当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斯科克波虽然承认社会革命使阶级斗争得到集中表现，并导致社会结构的改造，但她更强调“启动社会革命的政治危机绝不是社会紧张或阶级矛盾的暂时反映。相反地，它们是位于旧体制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的直接体现”[1](P32)。就危机场景于革命爆发的意义而言，源于国家结构中心的矛盾紧张比社会与阶级矛盾的紧张更重要。据此，斯科克波提出了国家潜在自主性的系列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