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7)04-0008-06 一、欧洲学讨论的发展历史 数十年来，欧洲一体化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对象。开始时是那些本身受到欧洲理念鼓舞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支持敌对民族之间的和解、研究一体化成功的根本性条件。随着经济共同体的推进和欧洲法的拓展，伴随的相关学术研究占据突出地位：政治学主要对制度的运作感兴趣，而经济学则分析市场创建和市场纠正型干预的适宜性。法学则占据“学科之王”的地位，欧洲一体化是通过法律进行的，因此法学拥有建构性的研究对象，即欧洲法。随着欧洲一体化日益具有政治特征，并发展成为与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日益类似的政治体系，欧盟也上升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正好可以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中欧洲研究的迅速扩展。 欧洲研究的扩展同样为学科内的发展和政治发展所推动。但是，欧洲研究在各个欧洲国家的不同发展状况也是由公共研究资金的不同配置造成的。在德国、挪威和英国，欧洲学学者成功地形成了全国性的研究项目，并由此在多学科研究中给予欧盟一个重要位置。① 学科内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于研究视野的拓展。随着对“政策分析”兴趣的不断提升，欧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一次方案性变革。对政策措施的形成、制定和实施的差异化分析把欧盟多层级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推到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层面的分割——这就是说要么关注研究欧盟机构的结构和行动，要么关注民族国家行为体的欧洲政策——被跨民族国家互动过程的分析所排挤，人们追踪的是从地方层面经民族国家层面一直到欧洲层面的政治过程。同样仔细研究的是欧洲立法行动对民族同家层面与地区层面的反作用，而且对民族国家结构和政治过程的“欧洲化”的研究发展成为了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其后是政治理论地位的提升，它使欧洲研究转到对欧洲一体化根本问题的研究。同有关全球化的讨论相类似，如今在欧洲一体化的背景里，人们关注的是国家特征、政治共同体、认同感和民主治理的变化。 同样可以确认的是，欧洲研究的重新定向明显是由现实历史的变化所推动。欧洲共同体的“深化”，也就是说共同市场扩建为经济与货币联盟连同结构、环境与社会规制政策的扩建，早在欧洲东西分裂结束前就显示出其共同行动的政治特征。内部市场计划令共同体的立法行动大幅增加，以至于贾恩多梅尼戈·马琼(G.Majone)给共同体冠以“规制国家”的属性②，这并非偶然。如果说此前只有农业政策具有显著的预算方面的影响，那么如今结构政策与地区政策已经逐步超越了农业政策，并显露出再分配政策的端倪。虽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财政支出一直还是很微少的，规制性干预以及恰恰还有结构政策项目表现出了深刻影响，它们叠加在民族国家已有的实际做法之上，甚至排挤掉了后者，此外在地区层面和超国家层面之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合作关系。 内政领域合作的深化追随的是经济一体化的功能逻辑，而外交政策领域合作的增强明显是对变化了的国际关系的反应。随着《马约》的通过，欧洲共同体最终放弃把自己局限在经济事务上，并把合作领域拓展到了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内政与司法领域。要代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要求，通过贴上“欧洲联盟”(欧盟)的标签得到了形象的表达。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变化了的国际框架条件和地区一体化联合体的吸引力体现在迅速而又大规模的扩大轮次上。对于海外的同行而言，这是再次展开新一轮一体化理论争论③的动因所在，而在欧洲，人们关注的是欧盟的政治发展以及由权限的扩大和接纳新成员国而对欧盟的行动能力及其民主责任所产生的影响。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政治学的欧洲研究明显分化④。对于政治体制方方面面的分析一直还占据广泛地位，并且产生了深入的单项研究成果。社会力量对欧洲政治的影响仍然是政治学偏爱的一个主题，但是关注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经济界行为体的影响行为，而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公民社会的利益代表。对各个政策领域里欧盟行动的调查几乎数不胜数，在此，提出的总的问题主要是政策协调成功或失败的条件以及不同的欧洲化效应的原因。在若干政策领域可以观察到，对各项政策的分析被置于更大的相互关系中，例如，社会政策的话题被与欧洲福利国家未来的问题结合起来，而且多层级体系中政治和法律的交织被拓展到超越欧盟以外的国际体系中。 和其他学科一样，政治学为其研究的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分化而付出代价，它的许多研究成果被“善意忽视”，专门的单项研究报告或理论一方法学上的反思很少进入大范围的讨论中，甚至于在专业媒体圈，整个研究领域(例如欧盟内部生活的详细分析)被忽视了。 二、欧洲一体化的核心话题 在过去数年里，政治学的欧洲研究开始重新认识到自己的角色在于，正如联邦德国建国最初年份里赋予政治学的角色一样，提供政治的“定向知识”。具体而言，一方面是有关在“后民族国家格局”⑤里的治理和国家的未来，另一方面是有关欧洲治理的民主合法性⑥。 (一)欧盟中国家的未来 提出国家特征变革这一关键问题的出发点首先是全球化，但后来越发是欧盟的扩大。按照阿德里亚娜·赫里提(Adrienne Héritier)的说法：“在欧洲，国家特征处于一个迅速变革的阶段”⑦。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国家特征”，又在哪些方面可以判断国家特征的变化呢？对此提出的方案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各自反映了作者的研究传统。正如杰夫利·J.安德森(JeffreyJ.Andersen)恰当表述的，学者要么关注“内涵”(con-tent)、要么关注“外延”(container)⑧。如果出发点是政策分析，那么研究的就是调控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导理念和公私合作关系的变化以及管辖权在政治层面之间的转移⑨。相反，比较政府学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家结构的变化(例如联邦制或中央集权制)和基本的表决原则的变化(例如是多数表决制还是协商一致制)⑩，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是认同构成和政治公共领域中的变革(11)。不来梅特殊研究项目“变革中的国家特征”则分析了所有这些视角，但认为“任务履行的监督垄断权”是国家的真正本质特征。由此，注意力是集中在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提供被一个共同体视为自己作为整体的中心内容”——提供的“最后责任”的变化上(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