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7)01-112-06 我们所熟知的“狼来了”的故事，它的目的主要在于警示我们任何一种心里幻觉都可能变成危机的现实，千万莫要放松警惕。“地球村”是一个现代性隐喻，由于全球化所形成的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以及信息一体化，使整个地球上的共处空间有了“村”的概念。虽然面对“地球村”，身处不同境遇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但它警示了人们对客观环境的深刻认识。“狼来了”和“地球村”都是一种隐喻。所谓隐喻，是以一种更为明显、更易被人接受的符号形式来表达某个不易为人理解和掌握的观念。这正是人们不断地创造它、利用它，发展和完善它的理由。 1、隐喻的发生：肉身与不能承受之轻的语言 假如说，隐喻是对某一事物或某一观念的替代，那么，这种替代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其实，隐喻的动机来自人的本能。正如拉康所认为的那样，儿童的自我意识是靠“镜像”建立起来的，镜像使儿童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因而，镜像就成了人的肉身的隐喻。反过来说，人的肉身也是由于镜像而生成的隐喻。但这种隐喻完全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本能的。人的自我发展过程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事实上，人不仅是符号的生产者，也是符号意识生产的结果。人本身就是一个天造地设的符号。当人出现在这个世界并与整个世界互为存在对象的时候，便以隐喻的身份在观照自己了。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他以自我的方式观察世界，认识和评价世界，同时，也代表着世界。历史的、现实的，理性的、非理性的因素都可以在人身上找到某种“痕迹”。在这种意义上，人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一个隐喻体。“因此，如果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和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那么，同样地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可以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之主体的、自为的存在，正如在现实中，他既作为社会存在的直观和对这种存在的现实享受而存在，又作为属人的生命表现的总体而存在一样。”[1] (P76)通过对人与人自身这样一个特殊而有趣的关系的考察，可以揭开隐喻生产的秘密，引发我们对隐喻的发生学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 尽管肉身作为象征性话语催生了隐喻符号的生产，然而单靠人的肉身去表现一个丰富复杂的大千世界远远不够。何况肉身本身也要靠其他的符号去支持，所以只有众多符号的参与，肉身作为一个特殊符号的作用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其中，作为一种最普通而又能创造出各种各样的隐喻符号的语言或话语最有资格担负此种角色。从这个意义讲，语言是镜像的一个延续或拓展。语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工具，赫尔墨斯(Hermes)最初在把宙斯的旨意传达给众神和人间的时候，语言作为隐喻尝试就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强大优势，但是也暴露出“缺陷”：它既是清晰的，又是模糊的；既能让人明白，又能使人糊涂。这种有意无意流露出来的非本质“缺陷”，给自觉而明确的隐喻符号的创造提供了契机，让人们看到由语言的缺陷转化为语言优势的可能，看到隐喻在生产和再生产中意义增值的可能性。这是出于思想和感情直接交流而产生的隐喻符号，也是最为丰富因而最具张力的一种隐喻符号。它的出现意味着神的语言的结束，语言神话时代的开始。 2、隐喻符号的政治化转型：是无奈还是智慧的选择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因素是什么？当然是社会有机体，以及与社会有机体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从另一方面看，影响社会变革的因素还有支配人类思维和文化观念的语言观念和形式。因而，以语言的内在结构和功能所形成的变革意识，往往都展现着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如果承认雪莱所说的，语言“从根本上说都是隐喻”，那么我们肯定生活在一个隐喻的世界里。任何语言和话语形式的转换，必然是社会意识的隐喻性转换，而任何一种语言和话语形式的诞生，也是社会意识的隐喻性折射。甚至可以说语言就是社会，语言就是文化。曾几何时，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震撼了整个20世纪的欧洲语言学界；但是“将索绪尔的语言学基本原则用于隐喻的结果是使一些支配着理论的重大方法论决定重新成了疑难问题。它使语词语义学出现了一种不确定性，一种骚动，一种游戏空间。”[2] (P172)原因何在？索绪尔的理论属于指称理论；而隐喻理论却是反指称的超语言学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由于隐喻的反指称创新而引发的对索绪尔符号一元性的彻底动摇就足以证明，虽然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的共时性方程式的发现是一场革命，而隐喻符号和隐喻意识的诞生同样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而且同样带有政治化的色彩。因此之故，建立在结构主义大厦之上的语言符号因隐喻的置入而造成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撕裂，符号意义观念的增值，其原因不在其内，而在其外。这是由隐喻天然的柔性的否定性以及有意识地将之引向政治化的批判形成的，也是一种强势语言结构被另一种强势语言结构取代的结果。 中国的先秦时期，最早出现在政治生活领域的诗歌，便是以隐喻的形式行使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例如在一般的外交活动中，上层的统治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意图，体现礼节，往往借助赋诗的形式来实践。所谓“赋诗明志”、“听诗观志”、“引诗以证志”就是这个意思。而且还把能否熟练地掌握和运用《诗》，作为衡量个人政治观点、道德修养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志。故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汉代的《诗大序》则在“诗言志”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提出两个理论观点：“美刺”与“讽喻”。意即通过诗的隐喻技巧达到否定或肯定某种风尚道德，推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的和谐、同一，以达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文明社会的需要。但是对于下层的被统治者来说，作为批判意义上的“讽喻”并不是无限度的。“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便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此这般，才可以讲“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化上”，“言之者无非，闻之者足以戒”，帮助统治者实现儒家理想化社会的愿望。至于“比兴”的提出和被泛化，一方面是对情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是对“诗言志”的回归。把诗的隐喻功能意识形态化了，而且也更加体制化了。无论是屈原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发愤以抒情”，还是白居易为“救济人病”所采用的“风雅比兴”都是想把自己的话语引入“强势场”，急于通过自己有限的改造，表达某种政治理想，当然要对隐喻的政治化修辞淋漓尽致地发挥！不过，隐喻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它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知识分子为抵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话语批判。也就是说，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层知识分子不仅要“发愤著作”，而且也要学会如何去“发愤”，才能达到意识形态的批判目的。由是，隐喻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工具，逐渐演变成修正或补充主流意识形态，并希望得到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一种新的话语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