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香港刚刚经过了被英国割据一百年的历史，二次大战的炮火又使香港陷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之中。在日军占据香港的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香港在社会经济和文教等方面都遭受重创，也使这一时期的香港教育在日本殖民政策统治下几乎陷于停顿。 由于教育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同时日本殖民的历史较为短暂，因此在香港史料中记载甚少，香港教育历史研究中也大多忽略不计。即便是专门研究日占时期香港的著作，也视此时的教育为香港教育的黑暗时期，涉笔极少，这为本文的研究带来不少的困难。 从目前资料情况看，主要可资参考的香港教育史料都集中于1941年之前和二次大战之后。与此相应，有关香港教育历史的研究也都关注二次大战前后，而尤以香港早期教育史研究为多。于日占时期的香港教育，从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都相当薄弱。 日占时期香港教育专门研究，至今仅见梁炳华(1995)《香港在日占时期的教育概况》一文，载于1996年胡春惠主编、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其余如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高添强、唐卓敏编著的(1995)《香港日占时期：1941年12月—1945年8月》；1993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关礼雄的《日占时期的香港》。其中，涉及此时期的香港教育也仅限于一些简况或片段的论述。另外，还有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书籍。 第一手资料也很有限。可资参考的有当时反映官方意识形态的报刊，如《香港日报）等，以及记录当时政策法规的，如香港占领地总督部的《总督部公报》(1942-1945)。 然而，本文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梳理日占时期香港殖民教育的历史情况，另一方面也期望探讨日本和香港的历史关系，以及比较日本与英国在香港殖民教育的政策和特征，以深化对殖民主义教育的认识，故而在视野上推展，又使可资利用的史料有所融通而扩展。最后，力图用历史和比较的研究方法，来呈现日本殖民香港时期在文化教育上的真实图景。 香港地处欧亚交通的枢纽，19世纪是日本人乘船去欧洲的必经之地。无论是漂流的渔民，或外访使节团和文人、政客，日本人与香港的交往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作为英国在东亚扩张的桥头堡，日本对英国在香港的发展表示关注。 英国早年在香港开办的英华书院，其所出版的部分书籍和报刊，在日本幕末时期曾为专门负责翻译的“蕃书调所”重印，在日本知识界广泛流传。在英华书院于1870年停办之前，其一直是日本历次过港使节团必访之地，并充当着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日人益头骏次郎记载，英华书院有英人和华人共事翻译工作，除翻译出版四书中的《孟子》、《论语》等，尚有《博物新编》、《地利全志》以及《遐迩贯珍》和《六合丛书》等。其中，《遐迩贯珍》是最早用铅字排印的中文杂志，起初由伦敦会的麦都思任主编，1856年改由理雅各为主编。《六合丛书》则是西方传教士所办的综合性杂志，1857年1月26日在上海创刊，墨海书店刊行，大部分文章出自英人伟烈亚力之手。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后以侵占亚洲大陆为目标的“大陆政策”的逐步推行，虽然当时还未有侵占香港之心，但已视其为通往台湾、华南和印支各地的门户，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情报以及商业活动得以明显地发展。自1874年起，日本一直派员来港从事搜集军事情报的活动。经济上，也从小型的商业活动逐步扩展到煤炭、纺织品等方面的贸易。在19世纪末，香港开始成为日本在海外的重要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与香港有关系的日本近代有名的政治评论家德富苏峰。德富苏峰原是进步平民主义的鼓吹者。甲午战争前后，从平民主义走向了国权主义，提倡出兵朝鲜和征伐中国，发表《大日本膨胀论》等肯定侵略战争的文章，并逐步倾向军国主义。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先后出任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和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等，其提倡的以皇室为中心的国家主义，一度成为日本言论和思想界的主流。1896年，他途经香港而后发表《香港三日》和《有关香港之管见一二》。前文为旅行杂记，后文则涉及香港的历史与现状、香港与日本的商业关系，以及对台湾的利害关系。在后文中，他探讨当时英国殖民统治在香港的经验，并将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管制方法与俄国进行比较。他称：“英国人在给予商业自由的同时，每用英国作风去训练和统治当地人。俄国人管制商业的自由，但对当地人却十分放任。英人如严师，动辄为子弟所怨愤；俄人如强迫酒徒喝酒，每为当地人感激爱戴，以此可知其术之巧拙。若不能如英人之使当地人畏服，或不能如俄人之笼络当地人，只招其轻侮，则国势决不能膨胀于世上。”他明确希望日本国民和明治政府，能够多认识香港，以便借鉴香港而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以与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地一争高低。 时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在香港已有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随着3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本土风雨飘摇，无力顾及包括香港在内的海外殖民地。这时，日本在吞噬了半个中国之后，开始窥视包括香港在内的英属殖民地，以成为进攻西太平洋其它地方的最佳跳板。 香港在沦陷前，办学相对自由，办学形式也较多样，但英语是官式语言，而官立和津贴学校始终是港英政府支持的重点。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及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内地人士大量来港，致使香港教育空前发展，也成为中文教育最为蓬勃发展的时期。 日本占领以后，以军事为主的殖民政府对待教育，主要是将之作为达致军事和政治目标的辅助工具，教育受到了削弱。日占时期，全港学校1937年时有1177所，学生人数约12万人，至1945年7月萎缩至46所。其中，中学15所，小学31所，学生人数从1944年的7000余人减至4780人。1945年8月，日本殖民当局面临战败形势，为减低经营学校的困难，成立香港教育刷新会，提出“合并经营计划”。在联合中学和小学及其分校过程中，又废止中小学共8所，使全港中小学校数进而缩至38所。一位目睹当时教育凋敝的日籍牧师写道：“自战争爆发，日军占据香港以来，外籍教师已悉数撤离，志节忠贞高尚的年轻人又不肯在日本占据下的沦陷区工作，所以相率避离，深入中国后方。各家长生活日戚，也没有余力送子女上学，此地也似乎早已不能作充分的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