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L Classification:N00 N10 N40 057 “…商业体制…是资本主义学会走路的拐杖。” ——E·诺曼·郝伯特，《日本以现代化国家的姿态出现——美济时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纽约， 1946，第10页）。 “重商主义是所有成功的资本主义的根源，这一事实常被忽略。” ——埃瑞克·S·瑞耐特，《富国如何致富》，《经济政策历史论文汇编》，2004年第1期（萨姆环境与发展中心，奥斯陆大学，2004，第13页）。 引言 在西方历史的记载中，中国在19世纪的后1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早期阶段大约从15世纪晚期到19世纪头10年。在本人从事的经济史研究中，发现许多作者都不再把中国描述成为与世界格格不入的样子，即清朝鼎盛时期的落后与贫穷。相反，他们现在把中国和西方看作是惊人的相似①。这一所谓的欧亚发展相似观，借用彼得·C·皮杜对其的定义，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推崇。②美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杰克·古德斯通甚至给其定义为“加州流派”，即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处在两个极端的欧亚在近代早期的发展和财富状况上非常相似，曾一度被认为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特性，现在看来只是持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的臆想而已③。 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经济历史的学术关注早已在西方的历史史料中被尘封起来。很久以来带有偏见的陈词滥调数不胜数。在全球经济历史的新领域中，中国不仅值得认真研究也应恢复其本来面貌。特别是那些不了解中国帝王时代的人们不断地简单复制着有关中国的负面说法和早已过去的历史，这种观点理应得到及时的修正。但我还是害怕那种学术界的惯性思维会导致其将错就错。正如现在所做的那样，打破传统做法中只把目光排他性地并几乎带有强迫症意味地集中在（处于匮乏状态的）“东方”和“西方”的比较研究上，这种良好的期望必定不会让我们漠视确实存在的那些主要差异。只埋头于机械地研究中、西方的相似性的学者们将不得不用“偶然”、“巧合”等字眼来敷衍不容否认的19世纪东、西方历史演进轨迹的巨大差异，确实有许多人也在这样做。④从个人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并不是解释历史上中、西方演化轨迹出现显著差异性的好方法。虽然偶然性在历史上通常起着不容置疑的作用，但解释重大的转折则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就这些演化轨迹的重大差异性而言，它意味着最初条件中的主要区别。本文将要探讨的这一“差异”或许是“大分岔”的重要根源。 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及功能 我认为中、西方经济中真正的区别在于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上。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阐明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本质区别。本文将就国家对欧亚经济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重点是放在它惊人的不同点而不是相同点上。 在这样两个巨大的实体之间进行系统的比较并非易事。为条理清晰，我按地域和时间以及相关的话题，进行切分。地理的划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或者西欧不象在其他领域，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相当重要，因此把整个欧洲或西欧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太大的必要。也因此，我将把英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因其在许多方面具有某种普遍性或典型性，尽管在某些方面它也有其特殊性或极端性，但在其他方面却是例外。同时我也会推及到其他欧洲国家以便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的范围，我的研究将表明，虽然欧洲诸国之间的区别较大，但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中国进行比较意义依旧重大。基于上述原因，我还是把西欧当作我的主研究对象。然而，如果读者简单地把其理解为“西欧国家”，那就真是误入歧途了。 从时间上，我将把中心放在“漫长的18世纪”。它指1688年以后的英国，那时恰逢英国大革命之时，英国的许多重要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直到1849年，那时“航海法”刚被撤销，英国新的经济政策业已启动。显然，中国的清朝将要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始于17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平息“三藩之乱”，清廷开始有效地治理中国。19世纪40年代，中、英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了，一个崭新的经济历史时期开始了。本文将从两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将主要关注国家的“硬件”和“基础设施”，重点研究中央政府的收入、开支和人员、市民以及军队；第二方面研究对经济决策产生影响的国家政策。 本文以描述为主，并尝试精确的量化方法，来解释中国和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和有多重要。我确信分析“大分岔”的重要原因一定会立足于研究这些不同点。换句话说，这些不同国家历史路径“分岔”的演化所带来的或可能产生的影响将会是我的另外一个研究主题。当一个人下定决心要把某一问题阐述详尽时，他肯定会付诸努力的。除了一些个别情况外，我将大量引用英国的出版物，并尽量展现本研究主题的西方学术前沿。研究中国内部国情将会对我的专业知识带来很大的挑战，然而我乐此不疲。 传统观点：一个开放、自由贸易经济条件下的英国 许多读者或许惊讶于我对中西差距之大所给予的关注，特别当我谈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的重要性、作用和功能时更会“放大”他们的这种惊讶程度。关于近代早期“东方的衰败”和“西方的繁荣”的研究中，是不是会有许多学者乐于把清廉和精于政务的工业化国家英国和“东方暴政”的代表国家中国进行比较呢？为了找寻答案，我将结合传统观点，从历史角度出发，用日趋发展的视角来研究东、西方的历史演化路径的分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