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提高  

——基于近代棉业调查的实证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唐(1985-),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讲师,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史研究;程虹(1963-),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宏观质量管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宏观质量管理研究(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美棉的引种与推广是近代中国棉业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在棉花等代表性行业方面,近代中国农业的品种质量获得了较快的改进,而品种质量的改进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提升。具体到棉业上,近代中国棉业出现了较为典型的品种质量与农业生产率“双改进、双提高”的发展趋势。棉业的这种“质量型”增长特征,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历史起点的理论认识,并有助于厘清近代中国整体经济发展阶段的定性判断。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6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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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近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截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仍高达60%左右[1]272。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细致的定量研究,有助于学界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趋势做出清晰的定性判断。然而,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究竟是处于长期停滞状态,还是经历了一个温和但真实的增长过程,学界并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近年来,通过大样本微观历史数据的详细整理,现有文献针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具有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工作。

      通过对于长时段历史数据的国际比较研究发现:截至19世纪前20年,作为传统经济中心区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农业土地生产率为欧洲英格兰地区的9倍,而单位劳动的农业生产率约为欧洲英格兰地区的90%[2]。对于中西方经济增长“大分流”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尽管19世纪20年代欧洲英格兰、尼德兰等地的人均GDP、人均名义收入和人均真实收入等指标已较之同期长江三角洲地区高出1倍左右[3],但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近代初期前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生产率并不逊色于同时代的欧洲地区。

      通过对于代表性区域农村经济状况的长时段观察,部分文献发现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较快发展的若干特征性事实。Linda Grove(2006)[4]5~8通过对于河北省高阳县100多个乡村农户调查资料的详细整理,运用细微观察法实证研究了在人地压力较明显、农业劳动力过剩较严重的华北内陆地区,农村经济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百余年间的发展历程。研究发现,虽然不断遭受气候灾害、外国军事入侵、世界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等对经济的冲击,但以高阳县为代表的华北地区农村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仍出现了一个长期自发性增长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从市场需求出发对于农作物品种的不断改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农村手工业的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改进等方面。此外,龚启圣等(2011)[5]选取工业集聚更明显、经济外向度更高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通过系统整理《江苏无锡县农村经济调查》(1931)[6]、陈翰笙和薛暮桥《解放前后无锡、保定农村经济:1929-1957》(1988)[7]104等近代农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近代工业化核心区域农业经济的增长情况。结果发现,1929-1949年期间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并未引致农村的衰退。一方面,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农村居民存在向收入更高的非农部门与邻近工商业城市进行移民的更大可能性,伴随迁移该部分农户的户均收入将获得提高;另一方面,随着高教育水平农村居民向非农部门与邻近工商业城市的迁移,农业部门的人地压力得以纾缓,保留在农业部门的低教育水平农村居民从而可租佃更大面积的耕地,最终使该部分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从近代中国代表性区域的微观历史数据人手,现有文献对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水平、增长方式及其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颇具启发意义的经验研究;然而,选取某一具体行业为例,运用微观历史数据对其农业生产率的变动状况进行大样本的直接测算和影响因素分析,现有文献则尚不多见。为此,本文拟以棉业为突破口,通过对中央棉业试验所《国产棉花品级及品质检验报告》[8-9]、全国经济委员会棉业统制委员会《棉产改进事业工作总报告》[10]、中国棉业统计会《中国棉产统计》[11-12]、国民政府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国工业调查报告》[13]等大量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对于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农业生产率提高以及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展开定量研究。本文选择棉业作为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率实证研究的典型行业,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棉花自明代以来就一直作为中国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经济作物[14]2,其播种面积和产量仅次于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因此,对棉花的品种质量改进与农业生产率进行实证研究,或有助于学界加深对于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的理论认识。第二,对于以美棉引种为代表的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现有农业经济史研究已有较多关注[15-18]。从大样本历史数据角度出发,对于品种质量改进与近代农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则并不充分。第三,通过对有关近代中国农业宏观数据的现有文献分析[19]203-214,本文发现:在1840-1949年的近110年间,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或未出现实质性增长,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增长或更多地体现在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上。因此,对于棉业进行深入剖析,或有助于学界更深入理解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温和但真实增长”的侧面。

      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题:首先是历史分析,通过对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统计整理,就美棉与中棉的质量标准对比分析、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实际规模和推广速度、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的定量;其次是实证检验,基于1934-1937年中国棉业统计数据的县级面板数据,计量验证棉花品种质量改进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的数量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历史分析

      19世纪中叶以前,我国种植的棉花品种都是亚洲棉。亚洲棉在中国具有悠久的栽培历史,所以通常又将其称之为“中棉”。从棉花品种质量上分析,亚洲棉具有纤维粗短、捻度低等弱点,只能纺制16支以下的棉纱[20]70-72。中棉的品种质量特点适宜手工棉纺织业的生产工具要求,并因此从明代后期开始逐渐形成“男耕女织”的家庭棉纺织生产体系[21]。但是,低质量中棉并不符合近代棉纺织工业的生产要求。将原来栽培的中棉改种为纤维较细长、捻度较高的陆地棉,成为近代中国棉花品种质量改进的首要任务。近代中国改种的陆地棉,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所以历史文献一般将其称之为“美棉”。学者们普遍认为,美棉引入中国并在全国各棉产区的推广,是近代棉业品种质量改进的代表性事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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