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申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杨勇,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上海 200062;   吴申元(1941— ),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杨勇(1974— ),男,山东东平人,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原文出处:
河南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企业家在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914—1922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传统研究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该时期的出现提供了较好的外部契机,近来的研究开始转入对该时期企业家因素的考察,并认为企业家因素在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对中国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构成近代中国企业发展“黄金时期”的主要原因。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企业经营者能够成功地周旋于商业和政治之间,造就一定时期的经济繁荣,与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推”、“导”结构的权力博弈密切相关。“推”就是公司治理机制对政府力量的抵制,“导”就是公司治理机制中对政府力量的利用。分析该时期企业家的发展历程,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7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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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1-0043-08

      在近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民初及北洋政府时期(1912—1927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其中,1914—1922年被公认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近代中国企业大发展的时期。学者们通过分析近代中国企业“黄金时期”出现的原因认为,企业家因素是推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企业家因素,分析了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各界对企业家所形成的认识以及企业家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博弈过程。

      一、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理论综述

      从宏观上看,一般认为企业家活动的水平、企业家的数量与宏观经济存在正相关关系(Bygrave,1994)。而从微观上来说,在企业家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文献中,黄群慧(2000)将企业家选择机制引入“超产权论”的分析框架,拓展出一个企业家选择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与企业效率关系的分析模式。程承坪等(2002)把人力资本分为效率性人力资本、动力性人力资本和交易性人力资本,提出基于效率性、动力性和交易性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分析模型。付维宁(2003)则提出了一个基于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的企业家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分析模型,试图从更广泛和更深入的角度探讨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具体到企业家推动企业发展的技术性路径上,熊彼特式的企业家通过创新使企业规模扩大并形成垄断性市场结构,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创新。显然,企业家能力和企业家努力程度是创新和获得利润的基础。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企业家才能与资本、劳动、土地一样属于生产要素范畴,因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长期利润,企业的持续收益包括企业家才能带来的混合性准租(付维宁,2003)。由此可见,企业家机制越有效,企业家的能力越强,工作越努力,企业的经营绩效就越好。因此,不论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企业家作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力载体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的主体。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家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及其历史贡献认识上的不足,导致了我们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认识上的偏差。其实,作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主体,企业家制度建设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与制度建设中具有优先性和核心性:企业家只有成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体才能把个体内在生产力的理论价值转变为应用价值。制度变迁和制度建设因此是使企业家成为社会生产关系主体的关键。

      西方企业制度变迁与私有制天然结合在一起,是典型的“诱致性”变迁,“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①。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出现以及演变则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在政府的推动下呈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中国民间社会亦通过各种途径学习、移植西方股份制,从而使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同时开启了诱致性变迁路径(邹进文,1995)。由于中西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文化传统、社会心理及意识的差异,近代中国民间发动的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集中体现在家族性上。而在家族性的具体体现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上,企业家及其所彰显出来的企业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近代中国的企业家是一个竞争意识、开拓精神与民族意识皆备的群体(赵泉民,2002),另一方面,由企业家所形成和彰显的企业精神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制约人际关系、决定人们经济行为的一种无形的规则或心理约束,同正式的制度一样对经济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用于企业内克服“搭便车”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培养对企业现存体制合理性的理解而大大减少企业正规制度的实施费用,并保证企业的稳定性。在这方面,中国近代的许多企业主要以发扬家族传统作为对企业成员进行精神整合的手段。如荣氏企业家族成员在兴办民间工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时,都继承了家族传统,把优秀的民间宗氏文化传统灌输到办企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中。

      另外,在企业家的培育上,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穆藕初对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素质的养成格外重视,他力图唤起商人的“天职”观念,培育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即一种尽心尽责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观。在他看来,这种观念不复远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存在②,“此‘天职’二字并非新名词,即孟子所谓‘古之人修其天爵’者是。不论托业何途,对于所立地位,皆有发达其业务之天职,必如是方可以无愧乎为职业家”[1]。另一个例子是吴蕴初,他用味精发明权所得酬金成立了清寒教育基金委员会,专门资助有才能但家境贫困的青年深造,将眼光放在了企业有关人才的培训上,以谋得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企业家与近代中国企业的“黄金时期”

      综合一些文献资料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一个时期里,分布在社会经济各个部门中的近代中国企业大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郭庠林、张立英,1999)。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中以1920年的中国主要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1913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作了比较,显示了这一时期工业企业快速的发展过程。(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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