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5；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7)01-0065-008 城市体系，又称城市系统，系特定区域内，不同城市间因一定频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联系而形成的城市群体。区域城市系统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揭示区域内群体城市之间的联系、发展、变化及该城市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国内外史学界关于近代城市体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天津学者对近代华北区域城市系统的变迁研究。① 而包括长江三角洲在内的其他地区，尚未广泛地展开。② 展开对城市体系的研究对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原因在于城市发展不是孤立的，它时时刻刻与周边的环境发生着物质、信息以及能量的交换，各单位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只有将城市放在一种完整的城市体系中去考察，才能从真正意义上理解中国城市的演变以及城市化进程。 笔者意欲以前工业化时期(1842—1895)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系统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分析该城市系统最初形成的过程，得出结论：自1842年上海开埠到1895年工业时代来临的半个世纪的时间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内部结构转换的极为重要的时期。而工业化以来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则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基本确立阶段。其中，城市工业化是建构长江三角洲这一新型城市系统的基础。非条约口岸城市无锡、南通、常州是通过城市工业化实现城市开放的典型，而条约口岸镇江、苏州(之前甚至为江南的区域中心)、杭州、南京、宁波等城市则通过功能转型实现着新的区域定位。③ 这样，至抗战爆发前，随着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最终确定，以上海为核心，层层集聚，层层辐射的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形成了。“上海这个巨大的核心象是个巨大的磁场，众多的江南大小市镇在其巨大的吸引辐射中，逐渐从无序到有序，网络成片，联系成群，并随其一起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大转盘中”[1—p292]，这正是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城市发生的最为显著的变化。 1838年(道光十八年)，清朝官员狄昕有奏：“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有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卖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去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尚不在此数。”[2—p68] 这是狄昕针对鸦片战争前港脚商人、闽粤商人以广州、香港为鸦片集结地，向江南地区走私鸦片及其他西方商品的严重情况的一份报告。实际上，它也向我们清晰地勾勒出开埠前后长江三角洲区域性商业活动的网络结构图景：即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商品活动网络以苏州为中心，西方商品及其他南洋、闽广杂货由上海进口以后，通过内河商务船路网络运销苏州，然后再以苏州转口运销各地州县。“所有洋布呢羽等货，向在苏州售卖，上海行销本不甚多”[3—p2786]。也就是说，开埠以前，尽管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城镇网络体系中的地位略高于周边一些县城，海运也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但其城市地位仍在苏州之后。仅人口一项就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当时上海城市人口27万，而苏州则有50万之多[4—p82]。另外，整个长江三角洲商业物流之进出，仍主要以苏州为目的港，上海县城仅为苏州转运商品的转运港口。这一局面至上海开埠后的一、二十年中基本还未发生大的变化。 然而，客观情形变化并非完全能为人们主观预测。此时苏州，区域地位虽在，但亦显现下降趋势。正如龙登高认为的那样，“苏州作为中心城市的发展已臻于极限，特别是它作为内陆城市，运河交通运输所能承担的物流水平已达极致。”[5—p42] 甚至在城市机能方面也呈现出衰微的端倪。江苏巡抚林则徐在描述道光间苏州的情形时说：“苏州之南濠……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前，其货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而矣。”[6—p131] 苏州失位的最主要原因，依照范金民、夏维中、王卫平等人的研究，主要是苏州交通枢纽功能的丧失以及太平天国战争给予的致命打击。④ 而明清苏州所以能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运河、长江繁密的江南水道网络是其最重要的依靠。苏州位于运河之旁，是南北交通的枢纽。民间商贩往来，政府漕粮运送，无不由此集散。然而清嘉庆、道光以来，运河由于缺少浚疏、维护，屡屡断航。清政府无奈于道光四年始议改海运漕粮。“海运费省而运疾，上下咸以为便，而犹河海并运也。至粤匪肆扰、中外互市以来，宸漠远布，海运专行，而河运遂废。”[7—p560] 与此同时，苏州通江入海的出口刘河港也因水利不兴，淤塞现象越来越严重，入清以后，屡兴屡废，原来停泊刘河港的船只都转往上海，上海成为苏州与外界联系的重要门户。苏州经济也呈现衰退，典型如苏州枫桥，清季曾被称为全国最大之米市，自运河的交通干道作用丧失后，长江中上游的运粮船只沿海直下上海，上海从而取代苏州成为米谷的集散地，而枫桥不复再有昔日的繁荣，至清代末年几乎成了一个寒村。更令苏州雪上加霜的是太平天国战乱。有史料记载，“清朝官吏下令烧毁苏州护城河与城墙之间及城郊的一切房屋……，因此，许多经营商业的街道和房屋都化为灰烬。”[8—p128] 运河两岸，“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部消失了，整个十八里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9]。战争的破坏使苏州商业元气大伤。然而，更应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战争使拥有大量财富的苏州地主、富商大贾纷纷卷产“争趋沪滨”[10—p201]，使上海成为“通省子女玉帛之所聚”[11—p96]。而这对于苏州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失去了恢复战争创伤所必需的资金。以消费为主的工商业发展模式在遭受此沉重打击下，腹地渐趋缩小。根据日人的调查报告，在民国初年，“苏州商业区域狭隘，宏壮经营形成不便。其势力范围不过为当地附近四乡八镇及常熟、无锡、常州、丹阳等而已”[12—p65]。其与十八世纪苏州全盛时代的商况是何等的强烈反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