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7）2—054—04 信息时代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文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方面，网络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个人主体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许多无法预料的问题，网络成为政治秩序发展的新动力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而言，信息时代的政治秩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应该从全新的思路来建设信息时代的政治秩序。 一 信息时代政治秩序的新特点 本文的网络是指互联网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人与网络的结合，网络也反映了人们通过它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政治秩序是指在时代要求、利益要求、文化和社会诸多因素影响下，以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政治信任为前提，以政治权威为核心，主要依靠政治制度进行调控的过程和状态，它既包括政治系统本身的秩序，又包括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秩序。美国学者卡斯特（M.Castells）认为信息时代是“人类社会在一个由微电子为中心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构成的集合体中来实施其社会活动”的时代，它代替和包融了基于能源的生产和分配形成集合体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以18个月翻倍的速度增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急剧的变化促使人们不断设计新型的技术工具和组织手段来加快发展的步伐，政治秩序相应地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国家一元权力中心被解构，对国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首先，网络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但它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它是国家无法统辖的领域。网络除了为国家所用，还可以为各种组织和个人所用，因而，这些非国家组织和个人也获得了权力资源，成为参与政治秩序的权力主体，这必然对国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次，随着网络的发展，不同国家的人员和物质通过它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这种联系方式优于原来的地域联系。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大，全球已经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元权力中心将逐渐演变成分享权力的一个个环节，以下政治秩序权力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跨国公司可以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自由投资，一些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他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不断地向国家，包括其母国和东道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经济是影响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东道国为求得经济发展，不得不对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跨国公司做出让步，由此，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东道国的经济政策。有些跨国公司甚至直接行贿支持东道国某些政党或候选人，或者以金钱资助、政变等形式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 国际组织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工具。信息时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性规制影响力加大。国家需要与国际组织合作才能处理环境、军备控制、货币政策、旅游、电信等涉及全球的问题，在合作过程中，国家要让渡一部分主权。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国际化组织，它通过网络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数量快速增加，罗马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国际组织。许多国家通过主动让渡部分主权，与他们合作处理公共事物来获得新的利益和机会。 国内公民组织除了参与处理国内事务，也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正在成为政治秩序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网络，有着共同利益、志趣的人们很容易组织起来，公民组织的数量正在急速增加。弱势群体组织可能通过网络获得全球性的影响，这种国际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所在国产生影响。 个体在政治秩序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分成了三个版本，“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 随着这些非国家政治秩序参与者力量的壮大，其实质是“权力的有效传递方式”，是“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避免官僚的办法”①。他们或者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或者通过影响国家来发挥作用。国家应该提高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众多主体当中的最重要的主体和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保持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威，因为它还保持着控制力和合法的强制力。国家应该提高国家能力，界定国家权力活动范围，改变权力运行方式和途径，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完善行政组织内部程序，把市场机制和竞争成分引入政治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扩大财政收入、紧缩公共预算、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具体来说，应该实现如下转变：从垄断公共事务的处理转变到分享治理权，从指挥控制为主转变到谈判说服为主，从强调管理技巧到强调赋权和服务能力。这样，国家的反应将更为灵敏，个人将拥有更大的独立性，政治秩序才能更加人性化。 （二）知识和信息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 信息时代，个人是依据可获得的信息而展开行为选择的。人们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创造和传播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们之间最重要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也从谋求军事霸权转向科技竞赛。一些曾经只被专家们掌握的医学、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正在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和掌握。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速度的加快，知识正在代替土地、资本等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美国学者朗认为，信息时代，专门技术日益成为一种胜任职务和地位的主要条件，成为知识权威，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物的兴起，是因为知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这种掌握新的决策技术（系统分析、线性规划、程序预算）的成员，对于制定和分析决策必不可少。知识权威的基础是：“对象对其卓越知识或技能的信任，而不是依赖于其在公认权威等级中的正式地位”②。这里所论述的知识除了传统的科学技术以外，还包括国家的战略思想、在全球获取情报的能力、对其它文化的一般了解程度、民族国家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通信系统的发达程度及其传输的新信息的范围，这些知识会改变国家的力量，同时决定着危机时刻这个国家能调动和使用的力量。托夫勒认为信息时代权力的转移表现为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它代替了暴力和财富，并对暴力和财富发生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