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学术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着较大争论。但有两个问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一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问题，即它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延续，还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引进，抑或是二者结合？二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即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何时，其实质是什么，形成的标志又是什么？如果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本文拟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①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一些新的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一 有学者根据西方民族主义产生于近代这一事实，否认中国古代有民族主义的产生。这值得商榷。西方近代各民族，如法兰西民族、德意志民族、意大利民族等是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由于西方近代各民族形成较晚，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晚。一般认为，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兴起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三大事态构成其主要的直接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人民主权论；二是作为对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之反应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三是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大转型，亦即现今惯称的现代化过程”。② 但和西方不同，中国的民族则形成很早，最迟到春秋战国时期， 华夏族（汉代以后称之为汉族）即已形成。由于中国民族形成较早，其民族主义的产生自然也就较早。章太炎就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③ 孙中山也认为：“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④ 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是以信仰“天圆地方”说为其认识前提的。中国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相信自己居住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有中心，就有四边，他们故称“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⑤ 这种信仰“天圆地方”说、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心的华夏中心观，由于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小农经济结构而得到不断强化，这在中国历代刻印的“华夷图”、“广舆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些图“都把周边国家的位置标得模糊不清，中国的区域画得颇大，而汪洋大海却绘得很小。”⑥ 与华夏中心观相联系的，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参差不齐。早在先秦时代，在中原黄河流域即形成了早期的华夏文明，这一文明在当时的中华文明中居于中心或主导地位，而周边的诸族、诸国则处于相对落后的局面。久而久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便形成了一种华尊夷卑的观念，认为华夏民族文明程度最高，中国是“天朝上国”，而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落后民族，并依其与中原所处的方位，分别称他们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士大夫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以夏变夷”，用礼仪来教化周边的少数民族，使他们接受华夏文明（或汉族文明）。中西交通后，这种传统的“华尊夷卑”观念又被用来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认为这些国家和古代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相类似，无论社会还是文化都比中国落后，故此称它们为“番”或“夷”。因为“番”或“夷”在中国的汉字中都是贬义词，与未开发或不文明联系在一起。 既然“华尊夷卑”，四周的少数民族都是一些不知华夏文明、未受礼仪熏沐的“夷狄”，所以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特别强调“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也就是强调民族之间的区隔。这种区隔包含两方面涵义：一是种族的区隔，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种族是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个人是“夷”还是“夏”，主要是看他出生于何种种族，出生于华夏族（汉族）的是“夏”，出生于少数民族的是“夷”；一是文化的区隔，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文化作为区隔“夷”和“夏”的标准，换言之，判断一人是“夷”还是“夏”，主要是看他的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是“夏”，文明程度低的是“夷”。就此而言，那种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是片面的，种族民族主义只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反之亦然。这种强调民族之间区隔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观念历来又被称之为“春秋大义”，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当华夏的农耕文化面临周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入侵时，这种“春秋大义”便成了激励华夏民族（亦即汉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先进的农耕文化的有力武器。 然而到了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华尊夷卑”观和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随着西方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开始受到挑战。首先，人们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天是圆的，地也是圆的，地既然是圆的，也就没有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世界上有四大洲、五大洋，有一百多个国家，中国只是这百多个国家中的一国，位置不在地球的中央，而在亚细亚之东南；中国虽然版图广袤，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世界大国，但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有好几个，比如“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⑦ 其次，人们在“开眼看世界”的过程中还逐渐发现，中西交通后，被中国人沿用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而称之为“夷”的西方国家，是那样的繁荣昌盛，无论从哪方面讲，这些国家都不比中国落后，甚至比中国还要文明、开发、进步一些。比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公开承认“夷”有“长技”，不仅军事武器比中国先进，养兵练兵之法中国也不如人。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称赞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三代之遗意”。“三代政治”在中国仅是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一种理想，但它在美国却成了现实。随着上述这两种认识和发现的增加，民族的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即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仅仅是由种族或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具有这种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的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说：“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他并且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人才、学术等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人，中国再不“制洋器”，“采西学”，向西方侵略者学习，“不独俄、英、法、米为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后，具有此种观念和意识的人逐渐增多起来。如郑观应在《易言·论公法》中便写道：“若我中国，自谓居地球之中，余概目为夷狄，向来划疆自守，不事远图。……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奚必强分夷夏”。因此，他希望中国人能放弃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夏中心”观，“自视为万国之一”。⑧ 王韬则公开批评传统民族主义的“华尊夷卑”观是“大谬不然”，“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他主张区别“华夷”的标准应是“系于礼之有无也”。这一认识上的进步，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同时也只有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仅仅由种族或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才能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或民族忧患意识。而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之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