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16)02-0058-10 一、研究缘起 以东亚经济奇迹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再度激活了人们对于国家的研究兴趣，西方学者在分析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时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这就是从官僚组织的角度来解释新兴工业国家的成功与失败。简单来说，此种学术传统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享有自主性的、具备专业知识技能的官僚组织构成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但凡在20世纪60至80年代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无不具有自主性的、专业化的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奇迹的发生就是东亚各国的官僚组织推行有效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查默斯·约翰逊就相信，日本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建立在官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化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得益于通产省推行的产业政策的扶持和引导。①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并不新颖，这只不过是对早些时候从事南美研究的政治学家提出的“行政吸纳政治”观点的改装而已。 吉列尔莫·奥唐奈在研究南美的现代化与政治变迁时指出，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官僚威权主义作为现代化的伴生物就会出现，或者说官僚威权主义是新兴工业国家不可逾越的政治阶段。所谓官僚威权主义就是指一种排斥性的政治体制，它致力将普罗大众以及普罗大众的政治需求从政策议程中排斥出去，从而为执行“更有活力”和“更有效力”的经济政策开辟道路。②南美的官僚威权主义的实质内容就是“行政吸纳政治”，这就是说技术官僚在不受社会利益干扰的环境中处理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了以行政思维考虑公共事务、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局面。奥唐奈的分析为后来从事国家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国家回归学派的兴起为拓展奥唐奈的观点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知识和多样化的观察视角，于是“行政吸纳政治”的观点就演化成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 对于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发展型国家”理论提供的解释较之“行政吸纳政治”的观点更为系统和完整。所谓“发展型国家”是指“由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的简称，这一网络塑造了东北亚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这种国家形式最初是作为该地区对西方主导的世界产生的一种特异性反应。③具体而言，“发展型国家”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政治化的资本主义，政治精英与金融工业财阀组成了一个紧密的统治联盟；第二，享有自主性的、具备专业技能的、长期稳定的官僚组织，以及健全的技术官僚遴选机制和培训系统；第三，自由市场经济与有效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第四，对城市平民阶层政治权利的限制，从而排除城市平民阶层对政策议程的影响；第五，冷战格局赋予东亚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美国为了巩固冷战前沿阵地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援助，与此同时，冷战格局也激发了东亚国家内部的民族主义，从而使得东亚国家的精英与大众在发展意愿上取得共识。 将新兴工业国家的迅速崛起归因于排除了政治干扰的行政官僚机构的理论观点，在一段时间里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对其解释力的质疑也从未停止过。卡尔·克拉克的研究表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在解释东亚奇迹时只有有限的适用性，“仅仅有一个全身心致力于工业化和社会变革的强大政府很显然不能保证目标一定能够实现”④。其实，“发展型国家”理论的问题并不是解释力大小或者适用性高低，而是在于此种理论存在严重的研究缺陷和逻辑陷阱。 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行政官僚机构的视角解释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了贬低甚至否定政治体制重要性的后果，似乎政治体制在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中没有发挥作用；其次，由于新兴工业国家的政治体制都不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并且在这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那么新兴工业国家的政治体制就缺乏正当性，迟早会被自由民主体制取而代之；再次，解释对象仅仅局限在了经济发展的范围内，没有从更为广泛的国家治理水平的角度来观察新兴工业国家之间的差异，并且探究背后的原因；最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对于研究对象缺乏长时段的观察，它只是聚焦于20世纪60至80年代的经济崛起，但是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国家发生的巨大分化以及变异则视而不见。 如果研究者放宽时间界限，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分化和变异，那么就不难发现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可以说政治体制的能力是决定新兴工业国家能否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的根本原因所在。新兴工业国家的最终崛起并非仅凭经济发展就能自动实现，它必须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解决好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等问题，换言之，国家治理的水平才是衡量新兴工业国家最终崛起的尺度。所谓国家治理就是指包括政党、政府、社会团体、民众等行动者在内的政治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改善公民权利而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国家治理必须构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支持关系的形成取决于政治体制的能力，因此政治体制的能力也是导致新兴工业国家在当下的国家治理水平出现重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所在。 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也为政治体制的能力与国家治理水平之间的因果联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经验证据。朱云汉和张佑宗对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民主治理展开的动态调查表明，导致这些国家的民主治理水平低下的两个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缺乏强烈支持民主规范和程序的政治精英以及政党，另一方面缺乏公民参与的健全机制和惯例。⑤达龙·阿塞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运用历史比较分析的方法，细致地考察了当今世界上国家之间巨大贫富差距的根源，他们的结论认为政治制度的差异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实现政治集权和国家权力在社会之中多元化分布的包容性政治制度，是一个国家能够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展和保持繁荣的根本原因。⑥据此可以推断，政治体制在新型工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政治体制的能力是决定新兴工业国家成败的关键条件，新兴工业国家要想取得并维持良好的治理效果，必须具备强大的政治能力。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