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伊格尔顿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说过：“文学研究领域现在出现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这一学科自身定义的危机。”① 作为一种诊断，这句话至今依然切中肯綮。众所周知，西方主流文学批评已经汇入了文化研究之中，成了文化研究的一种形式。中国的某些追逐时髦的学者也已经或正在步其后尘，放弃其他类型的文学研究而服膺于时髦的文化研究。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我们发现，过去文学理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现在似乎已经遭到怀疑，甚至被抛弃了。其中，“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也许是受到最大冲击的一个。本来，“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并不是某些故作高深的学者玩弄的一个无聊的概念游戏，而是在文学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的问题：还有什么比弄清“文学”的概念对文学研究更自然的呢？可以说，任何一个文学研究者心目中都必定有自己的文学概念，虽然往往非常模糊。但是，至少在中国，人们现在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印象，文化研究的流行使“什么是文学”这个“文学根本问题”受到了致命的威胁。文化研究似乎正在从根本上颠覆文学概念本身。如今，“前沿”学者谁还关心“什么是文学”呢？不仅如此，很多时尚的学者认为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他们已经毅然决然地将它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文化研究中，“文学”似乎消失了。 但是，“文学”果真消失了吗？文化研究的出现一定意味着文学的终结吗？如果文化研究真的导致了文学的终结，那么，那是什么意义的“文学的终结”呢？我们已经深刻地感觉到，今日文学理论面临的最紧要的任务乃是努力搞清文学概念在文化研究中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以便我们能够正确地应对这一变化。 从西方文学研究的历史来看，文学概念的改变具有内在的“必然性”。这种内在必然性只有联系西方文学批评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概念的演变主要与西方学者追寻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有关。稍作考察便不难发现，与中国文学理论明显脱离实践不同，西方文学理论是与实践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西方文学理论所联系的实践不是文学创作或欣赏的实践而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实践。西方文学观的演化与其说是文学实践本身的结果，不如说是文学批评实践的产物。很多时候，是寻找新的文学研究方法的需要产生了新的文学观念。所以，西方文学理论往往等于文学批评理论。文化研究就是一种最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虽然文化研究不限于文学批评）。正是将文学研究看成一种文化研究的需要产生了目前西方最时新的文学观。由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是服务于文学批评的发展而不是文学本身的发展，西方文学观的不断翻新主要是文学的解释方式的翻新，因而是相对独立于文学发展实际的。因此，文学在目前被看成文化的一种形式，这不是由作家或读者造成的而是由批评家（主要是学院批评家）造成的。② 事实上，正是文学批评的需要促使文学在20世纪后期再一次从自律性概念走向了他律性概念。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是从否定传统他律性文学观、维护自律性文学观开始的。俄国形式主义是试图将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追求纯文学的第一个重要流派。其“文学性”概念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挑战色彩，是对19世纪以及此前一切将文学视为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的文学观的坚决拒斥。其后的英美新批评、捷克结构主义、法国结构主义等派别多半沿袭和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追求。但是，从60年代开始，风向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于任何纯粹事物的怀疑直接导致了“文学性”信仰的普遍衰落。大多数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再也不相信存在纯粹的文学文本，不相信可以找到某种特征或某些特征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区分开来。“文学”变成了“漂浮的能指”，没有必然属于它的任何含义。20世纪前期追求的文学自律性现在被看成是一种人为的“神话”而遭到彻底摒弃。文化研究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同时产生，自然深受其影响。文化研究分享了后结构主义对纯文学、自律文学的怀疑，但却把它引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后结构主义虽然否定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但多半仍然停留在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层面上，仅仅满足于颠覆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界线；文化研究则似乎使文学批评回到了早已被俄国形式主义抛弃的社会学批评，重新将文学问题引向了社会学的领域。文化研究否认文学纯粹化的可能性主要不是由于语言的不确定性，而在于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历史的建构物。文化研究相信文学不是一种超历史的永恒现象，而是一种由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现象。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与它抛弃文学自律性观念、将严格的“文学”概念视为社会历史性的虚构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把文化研究中存在的文学他律性倾向看成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却是错误的。实际上，文化研究在英国的兴起本来就与英国文学批评领域独特的“文化与社会”传统（即使该传统不像雷蒙·威廉斯所讲那样具有连贯性）有关。英国主流文学批评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与欧洲乃至美国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不关心文学超社会的纯粹性，而且努力将文学与社会联系起来，努力使文学担负重要的社会历史使命。英国文学批评向来就不追求纯粹的“文学性”，向来就将文学看成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即文化现象。英国主流批评家也关注文学的特殊性，但他们从来没有将这种特殊性纯粹化。从马修·阿诺德到F·R·利维斯，英国文学批评被赋予了改造英国国民性的神圣使命。所以，把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一种具有优越地位的文化现象首先还不是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影响的结果，而是英国文学批评传统固有的思路。利维斯主义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研究”，后来所发生的只不过是视角的变化而已。用伊格尔顿的说法，它从自由人道主义的视角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