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文艺批评的一些弊病越来越凸显。人们虽然不断地指责这些弊病，但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它。可以说，对当前中国文艺批评发展的症结，人们还没有真正地把握。有些人忙于引进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理论，没有很好地消化吸收，进而转化为一种创造；有些人忙于“跑马圈地”，不断提出旗帜和口号，有些甚至很是不错，但满足于空喊口号，缺乏辛勤耕耘，始终没有拿出实绩。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当前中国文艺批评界反复不断地提出当前中国文艺缺乏批判精神。可以说，这种文艺批判精神的是否有无，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几次较为重大的文艺论战的焦点。 1993年，有人在指出当前中国文学人文精神的缺失时就提出了当前中国文学缺乏批判精神这个问题。王晓明、张宏等人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中指出，作家王朔的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这种调侃是取消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王朔调侃大众的虚伪，也调侃人生的价值和严肃性，最后更干脆调侃一切。在这种调侃一切的姿态中，从调侃对象方面看，是一种无意志、无情感的非生命状态，对象只是无谓的笑料的载体。从调侃者本身看，也同样是一种非生命状态。调侃者一如看客，他置身于人生的局外，既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只图一时的轻松和快意。调侃的态度冲淡了生存的严肃性和严酷性。它取消了生命的批判意识，不承担任何东西，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并且，还把承担本身化为笑料加以嘲弄。这只能算作是一种卑下和孱弱的生命表征。在调侃中，人们通过遗忘和取消自身生命的方式来逃避对生存重负的承担。然而，现实生存并不因这种逃避而有丝毫改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人生存境况之不堪和生命力的孱弱。这不是孤立的创作现象，他们进一步地指出：“1987年以来，小说创作中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把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产生出一大批被称为‘先锋’或‘前卫’的作品。这个现象的产生，除了小说观念的革新、创作者主观感受的变化之外，是不是也暗合了知识界从追究生存价值的理想主义目标后撤的思想潮流呢？再比方说，那批所谓‘新写实主义’作家的平静冷漠的叙述态度，真如有的论者所言，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姿态吗？是否也同样反映出作者精神信仰的破碎，他已经丧失了对人生做价值判断的依据呢？至于这两年流行的以嘲讽亵渎为特色的小说和诗歌，就更是赤裸裸地显露出对我前面所说的那种文学的神圣性的背叛。当然，近几年中国文学的状况相当复杂，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多种多样，远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从一些似乎并不相关的现象，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共同的后退倾向，一种精神立足点的不由自主的后退，从‘文学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的后退，甚至是从‘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这个立场的后退。”① 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文精神的日见萎缩和危机。 1994年，有人在指出当前中国作家过于聪明时提出了当前中国作家缺乏批判精神这个问题。在1994年《文艺争鸣》第6期上，王彬彬以《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为题，指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一些文人，实在是过于聪明了。这里的聪明，是指一种做人之道，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活命智慧，一种处世技术，是指‘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是指一种形而下的立身手段……中国当代那些极聪明的作家、文人，虽是书生，却没有一点书生气。”作家王蒙成为王彬彬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王彬彬说，王蒙在1993年《读书》第1期上发表《躲避崇高》一文，对王朔表示了赞赏。其中有几句关于王朔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绝无任何不敬非礼。”王朔的确是高智商的，是极识时务的，是太有现实感的，是过人的聪明的。王朔看起来什么都敢骂，什么都敢亵渎，但其实他是很懂得分寸，很善于掌握火候，很能够认清对象的，他是先估量了对手再行事的。他明白什么东西可以骂可以亵渎时要“适当搂着”，什么东西骂时亵渎时不妨任意尽兴。例如，在碰到知识分子时，碰到书生时，则像阿Q碰到尼姑一样，不妨痛痛快快地骂，痛痛快快地亵渎、嘲弄、挖苦，因为这些人，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是原本就可以被任意欺侮的。王蒙对王朔的肯定，其实可以看成是对自身的肯定，王蒙与王朔之间，其实有着许多或内在或外在的相通之处。王蒙当然是极聪明的人，我们把王蒙说王朔的那段话移到王蒙身上，也几乎是合适的。《躲避崇高》一文中，王蒙对王朔的不少评论，都大体可用于王蒙自身。在王蒙与王朔的小说之间，的确可找出不少相同、相通、相近、相似之处，那种机智，那种调侃，那种油滑，那种极度膨胀的叙事话语……都是二者共有的。王蒙成为王朔的知音，的确并非偶然。② 王彬彬对王蒙、王朔等作家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胡适、鲁迅等作家对中国文人包括作家的批判。胡适指出，“做书的人明知世上的真事都是不如意的居大部分，他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却“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剧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一个纸上的大快人心”。即说谎。这便是说谎的文学。③ 鲁迅也认为，“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没有正视的勇气”，“从他们的作品上来看，有些人确也早已感到不满，可是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要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闭上了眼睛。这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须我们焦躁”。这便是“瞒和骗”的文学。④ 这种说谎的文学、瞒和骗的文学绝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绝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悟，绝不能使人起根本的思量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