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06)02-0114-05 “唱反调”有有意刁难、无理取闹的意味，还有哗众取宠的意味。所以，在当代中国，“唱反调”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很不受欢迎的文学批评。但我认为，“唱反调”的文学批评对克服和纠正文学批评的不正之风，对促进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唱反调”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当代中国文坛特别需要“唱反调”的文学批评。 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把“唱反调”的文学批评称为“求疵的批评”。在蒂博代的描述中，“求疵的批评”是下定决心要挑作品的毛病，不挑出毛病批评家就好像显得没有水平或者没有学问似的。并且，蒂博代引用了伏尔泰的一段话：“我们看到，在致力于文学发展的现代国家里，有些人成为职业批评家，正像人们为了检查送往市场的猪是否有病而设立了专门检查猪舌头的人一样。文学猪舌检查者没有发现一个健康的作家。”[1] (P.33)但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则完全相反，在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笔下，似乎没有一个当代的作家不是文学大师，似乎没有一部作品不是优秀的作品，似乎每一作家以及每一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进入文学史的经典行列。文学“批评”完全变成了文学“表扬”，变成了文学的歌功颂德，变成了人际关系的工具。文学批评对很多文学批评者来说，不是出于对文学的责任，不是出于对于文学本身的热爱，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信念，而是谋生的手段。既然文学批评是“谋生的手段”，那么，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学批评这种职业来谋取利益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从这种人际关系和物质利益出发，“作揖主义”、“好好主义”便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普遍现象。其结果是，既害了文学创作，也害了文学批评本身。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为什么缺乏活力？为什么没有重大的理论建树？为什么没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批评大家？为什么没有产生文学大师？应该说与文学批评本身的未尽职责也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产生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家，创作了那么多经典性作品，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批评的监督作用功不可没。概括起来，文学批评无非是两种类型，一是表扬，对某些文学现象的肯定和正面提倡，对某些探索的鼓励，对某些新的具有艺术性的文学的发现并指出它的艺术性之所在。二是批评，对某些不健康、错误、鄙俗、低级趣味、有损艺术声誉的文学现象的批评，对文学创作中重复、抄袭、知识错误以及不道德现象的揭露。前者是肯定，后者是否定。肯定和提倡，扶持新人等固然重要，但批评和揭露文学创作中的不良现象也同样重要。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健全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它既具有肯定性的批评，又具有否定性的批评。而“唱反调”的批评或“求疵的批评”就是否定性批评的一个很重要的类型。 实际上，“唱反调”的批评或“求疵的批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文学批评现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没有谁是不可以批评的，没有哪一位著名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过的，不敢说每部(或篇)经典作品都被批评过，但至少可以说绝大部分经典作品都被批评过，并且越是大名作家，越是大名作品越是容易被批评。 在中国现代史上，鲁迅的名气是最大的，文学成就是最高的，地位也是最高的，是公认的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毛泽东称赞他是中国现代的“圣人”。但恰恰是鲁迅遭受的批评最多，从林纾、章士钊、陈源到苏雪林，从各类文化名人到各类无名小卒，从封建顽固派到封建复古派，到新文化运动的“右翼”，再到激进的“左翼”，我们能列出一长串的名单。鲁迅的《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更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小说名著，但却遭到成仿吾的激烈批评。成仿吾明明知道鲁迅“是万人崇仰的人，他对于一般青年的影响是很大的”，明明知道鲁迅“名闻天下，门人弟子随处皆是”，可他就是要“干众怒”，“吹毛求疵”，就是要和普遍的“共识”“唱反调”。在成仿吾看来：“《狂人日记》很平凡；《阿Q正传》的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孔乙己》、《药》、《明天》皆未免庸俗；《一件小事》是一篇拙劣的评论；《头发的故事》亦是随笔体；惟《风波》与《故乡》实不可多得的作品。”[2] 郭沫若更是大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3]。这已经不是“求疵”，而近乎人身攻击了。 历史自有公论，现在看来，成仿吾和郭沫若的批评在观点和看法上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学观过于褊狭，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鲁迅和鲁迅的文学创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鲁迅的批评本身并没有错。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凡是批评过鲁迅的人，不管其批评的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一律都遭到人身打击和政治上的迫害，这是非常荒谬的。郭沫若批评鲁迅是法西斯，但政府的公安机关并没因此就把他抓捕起来；梁实秋说鲁迅“领卢布”，这是绝对不怀好意，是“政治构陷”，所以鲁迅非常生气，但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公安机关并没有因此就把鲁迅当作共产党“嫌疑犯”。这说明当时的文学批评环境是正常的。 在这种正常的文学批评环境里，我认为什么都是可以批评的，至于批评的正确与错误则当由批评者个人负责，所谓“文责自负”是也。所以，不仅郭沫若、成仿吾批评鲁迅应该被容许，其他一切鲁迅批评都应该被容许。我认为，这些批评不仅不会损害鲁迅的伟大，反而会成就鲁迅的伟大。对于批评，鲁迅一方面是反批评，并在反批评的过程进行正面的建构，鲁迅杂文中很多精彩的篇章都是属于这种反批评性的建构；另一方面，面对批评，鲁迅常常会自觉地反省自己，反省使他不断地学习，也不断地进步，比如鲁迅就是在和“左翼”文人的争论过程中读了很多苏联的文艺理论著作的，这些理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全面性有很大的帮助。同时，批评也使鲁迅非常慎重地对待他的写作，尽量的严谨以便不给论敌留下把柄。从长远的效果来看，批评对鲁迅来说是一件好事，试想想，如果没有批评，鲁迅还是现在的鲁迅吗？我们过去讲鲁迅，认为其最重要的品格之一就是其“战斗性”，而“战斗性”不正是在批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