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6）01—0097—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曾借着如何为新兴的深圳特区的文学走向命名的议题，妄谈过一个所谓“移民文学”的概念，以此尝试论证一种“挣脱于地区局限”、“不囿于一城一地”、“旨在表现新旧交替时期人的遭际、处境、命运和情绪的文学”[1]。近年来，笔者注意到，在有关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的种种译作、论著中，“族裔散居”（Diaspora，又译作“大流散”、“在外侨局”、“漂泊”等，我觉得也可译作“文化离散”）已然成为一个触目尽是的命题。当我们再一次面对深圳这“一城一地”的文学批评时，引用这个源自犹太史典、如今主要描述国际移民及全球化问题的术语，还能够打开多少借题发挥的通道呢？或者，它有可能提示一种理解我们的历史、人生和文学的更大的思维场域吗？疆界是为了逾越而设置的。空间的疆界是这样，时间的疆界也是这样。 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整个现代生活的建构及其特质（或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现代性”），作为“非传统”秩序，就是从文化离散、人事流走、命运悬置开始的。自觉或被迫地远离各种各样的“原初联系”（家族、土地、传统人伦等），进入一种“失根”和“漂泊”的状态，已成为无数人类个体痛切感应到的普遍处境。西方世界是这样，被西方所逼迫变革的第三世界更是这样。只不过前者的形态则可说是主导发动、系统转换或有机过渡，而后者的形态则可说是根脉折断、结构破裂、甚或接近文化的分崩离析。 难道现代中国的革命叙事，不正是以人对传统家族宗亲的反叛作为起点的吗？也许，我们应该把现代文学史上大量的家族争吵、旧情新恨、出走、反叛、骚动的故事，当作文化离散的象征来解读。不然我们就很可能会低估类似巴金的《家》这种小说的历史文化意义。 如果说，五四是一个未完成的历程；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及伴随着这番“新政”而来的大幅度的思想活跃、民风激荡、世态急变、地区差异，还有数以亿计人家的流转不定，也只不过是一个延绵百年的长过程的新段落而已？ 我们都知道，没有这番“新政”就没有深圳，也就没有其他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的崛起。相较于当年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波动的几乎是一面倒的欢呼，今天，如何面对日益严酷的贫富差别、阶层壁垒、治安和环境困局，如何解决千百万“移民”的身份难题，以推动一个宽容、和谐社会的理念，已渐渐地成为施政层面上的前台议题了。但是，我们也许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无比巨大的历史进程所带来的长期代价。在我们的社会进程中，历史和人性的冲撞撕裂，比之现代性的原发社会要严重百倍。时间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这些代价有其十分沉重的分量。 面对这样的成就和代价相互纠缠的生活，政治精英固然没有理由失去探索前行的勇气，而文学世界则不应缺乏悲剧感。 我对这种悲剧感的感应，来自我一度作为移民的经历与见闻。我所说的正是“移民”这个词的最通常用法：国际移民。我看见了，我的万千同胞如何在富裕的西方社会里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化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文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只有一小部分幸运儿能够除外。 但是，当我回过头来观察我原初家国的这“一城一地”之时，我必须自问：当我知道那些离乡背井的外来工有时候的确会陷入到“或者因抢劫银行而侥幸或者倒毙于路边”的严酷选择，当我看见一车又一车断手伤脚的工伤者不断被停放在我住处附近的医院门廊、呻吟于血泊之中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断定，他们一定比躲在三藩市或者墨尔本的血汗厂房里生产成衣或者躲在地下餐馆里洗碗的华人移民活得更好和更有尊严？ 关于华人移民生存景况的一个习惯说法是“二等公民”。这是一个包含了深长感喟的描述，在通俗的表达领域，至今还没有更好的描述可以取代它。我认为，一种人在某个社会里的景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原初联系”的背景社会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权力关系，被复制到一个新社会内部的结果。比如，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华人移民在西方社会的处境，其实就是他们的第三世界故乡的国际处境（受制于西方世界）投影在他的抵达国社会内部的一个微缩结构。正是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海外华人通常比中国境内的居民更加强烈地感到他们所背负的中国身影的分量，因为他们的生存已经不由自主地被镶嵌在一个国际权力结构之内，并成为这种结构的标记。 其实，无论国际还是国内，类似的复制、投影和微缩机制遍布人类社会。一个中国的农民工的通常际遇，只不过是我国社会资源和权力梯度布局的缩影。就此而言，那些在城乡之间（或者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打工者，几乎注定了只能承受命运的无奈的苦涩：从基础水平的经济弱势，社会政治权利实现方式的严重缺失，到性的压抑和情感的荒疏，以及文化表达上的“失语”（相对于华人移民被一个外语环境封闭，离乡打工者在母语大环境里依然会成为一个“失语者”，这一点真是令人深思）。正是在这里，我们见证了不同的“流散者”寄居“异地”（不管是不是叫做“外国”）生存时普遍相似的际遇。 于此，我生发了一个有关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不成熟的想法：国内某种文学现象，比如在深圳或在其他特区、在某个沿海城市里涌现的那些很容易被看作“本地的”文学现象，和某些“域外的”文学现象，如海外华人文学，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结合起来研究，贯穿性地考虑其意义——至少是在那些有关移民和文化离散的主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