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社会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而且也波及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以往文学担负的为社会代言立说乃至治国兴邦的崇高使命迅速消解，一时间沦落到了社会的边缘，市场化、商业化的特征日趋明显。伴随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文学这块古老的园地必然要发生嬗变。变化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认清变化的内容和趋势，因势利导，才能谋求更大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的嬗变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文学不仅为人生、为审美，而且在政治教化和道德层面上发挥着直接作用，甚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文学的发展纳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轨道，文艺的重要问题都与党和政府的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且往往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的形式实施于文艺界。这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时代。在社会主义政权创立初始时期，这样的文艺政策在历史上也起了一些积极作用。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应当而且必须在反对自己的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这也是十分合理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政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把政治完全看作高于艺术、决定艺术的因素，而把艺术置于政治的主宰和管辖之下，把政治的因素提升到艺术的最高层次和最高价值的高度，就把艺术的一个方面的因素等同于一切的全部重要因素，甚至当成唯一重要的因素，也就走向了形而上学。这种异化的文学最终远离受众就是自然的了。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历史性突破给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生产和消费的观念的变化尤为明显。此时，人们已经不是将文学简单地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将文学简单地看作是安邦治国的工具。在给中国的文学剥去昔日神圣外衣的同时，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文学的生产过程、接受过程等以往不甚关注的领域，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起文学性等诸多问题。由此，文学创作、研究和整个接受过程都悄悄发生着变化。有学者以文学批评为例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展开和推进，随着文化、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大一统的社会思想已不再可能，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空前地多样化起来。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文学批评终于失去了它的思想‘靠山’和话语‘霸权’，一时间孤苦无依、手足无措起来，继而在生存的焦虑中分化成几种类型。作协系统的批评不断萎缩，高校和媒体的批评悄然兴起，各自经受着外面世界的风吹雨打，惨淡经营，艰难地突围。应该说，文学批评在今天的命运遭际，是它自身演变之必然，是时代发展之使然。”[1] 还应当注意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沿海开放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多元文化的形成。市民社会的逐渐形成更使文学逐渐进入个人私密空间。人们开始把文学视之为一种生活休闲，甚至需要在阅读文学作品中寻求一种快感。这种休闲和娱乐型的文学，并不旨在解释生活的底蕴，只求满足由文本激起的情感本身。各种各样的“戏说”大行其道，也许最能说明问题。在众多的“戏说”中不能说没有情感，这种情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社会内涵，但它们不是为了揭示真实的历史，而是折射出欣赏者所理解的历史和审美趣味。市民社会对文学的多元要求还表现在自身极大的宽容性上，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外国的统统来者不拒，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满足快感经验为精神内涵的“兼容并蓄”的混合型文学。这种文学多元化的样态是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所未曾出现过的。 如果说在17世纪的英国，有着大量休闲时间的市民（尤其是妇女），对英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以及这一时期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产生了决定性的意义的话，那么近20年来我国逐渐形成的市民社会则是决定当下文学内容与形式的重要社会群体。当今社会为人们打发休闲时光所提供的各种娱乐方式几乎共同地指向宣泄被压抑的情感和放松紧张的身心的效果。因此，满足公众闲暇时消遣娱乐欲求的通俗文学已经成为当代商业社会最有影响力的文化形式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越来越朝着娱乐性、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不以少数人的愿望为转移的。即便是昔日人们多少有些敬畏的文学期刊，如今也走上了市场化的道路。有学者以上海几家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为例指出，“文学期刊在效应上不像其他出版传媒业那样有巨大利润和广泛影响，所以也一向很少受到相应的重视，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保障措施，甚至持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但也是置于死地而后生，许多期刊都是在绝境中闯出一条生路，同时也形成了与市场相得益彰的期刊风格”[2]。 二、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正逐渐打破 过去我们一向认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鉴别一部作品是否具有文学性，也主要看其驾驭语言的能力。这种观点却被20世纪的文化思潮所打破了。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20世纪后期的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甚至新闻学都力图借助语言学模式来研究各自学科领域中的问题，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是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成了整个人文科学乃至于社会科学和理论自身的属性，不少经典之作如罗兰·巴特的《S/Z》，从哲学的视角看，它充满文学色彩；从文学的视角看，它又充满哲学意味，其学科边界很不确定。学术领域如此，非学术领域更是如此。一则好的广告，一则有创意的产品说明，其中的文学性也许都是耐人寻味的。这些以往被认为与文学无关的产品熟练地运用着虚构、隐喻、浪漫抒情甚至戏剧表演等文学化、艺术化手段。而文学化、艺术化有时又成了衡量生活质量的尺度和杠杆，从五光十色的家电、汽车，到日常生活中的家居、服饰，都处在文学化、艺术化的运作方式中。就连那些昔日的新闻报道，如今也裹上了文学化的外衣，其中作者的意图表达、材料剪接、叙事方式、修辞、虚构等文学手段运用自如。这些无不说明，文学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已经无处不在，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正逐渐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