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和国际生存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等也逐渐改变；教育对社会变化的不适应性变得突出，教育转型成为不得不重点思考的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在谈及教育的转型，尤其是教育的“现代转型”时，首先要弄明白的一些前提性问题是：有待转型的现在的教育自身是一个什么“型”，这个“型”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要“转型”？这一系列问题的答案，要回溯到近代教育诞生的源头去寻找。 一、诞生 同样是近代教育，中国与西方的发端背景和动力有很大差异性。西方的“近代教育”是近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成长与发展的自然之“果”，在后继的过程中，彼此间相互促进、相互构成的关系自然流畅。而中国近代教育诞生于外患和内乱频仍、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关口。在外，列强步步进逼，民族频绝；在内，国家积贫积弱，求强乏术。中国向何处去，如何度过危机，成为占满近代史册的主要思考。近代中国教育，是国难孕育出产儿，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蒸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冲动和“救亡图存”的价值观念，担负起富国、强国、救国的责任。这与西方近代教育的志向和旨趣相差甚远。如“德”(Democracy)“赛”(Science)两位先生一来到中国就变换了社会形象，变成了对封建专制、封建伦理和迷信进行“革命”的武器，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或文化精神的原有气质，被过滤出来搁置一边。中国的近代教育，也是“得其形”而另有“其神”。 形成中国近代教育精神气质的精神或文化资源是： 第一，儒家的“革命”传统。革命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传统之一。儒家的创始人以“克复周礼”作为奋斗目标，其实也开了“法祖宗”的先河。所以，历代“革命”都是换代不改制，朝代一个个更替，但天道不变，所以祖宗成法不变。 近代外族入侵，国之不保，民之焉附。“图存”的动机驱动了从“法祖宗”到“法西方”、以西方为表率的转化，似乎打破了传统。但是，虽然学习的对象有了不同，学习的方法却还是没变：不变“成法”，以“法祖宗”的方式仿效或直接搬用“西学”。 第二，政教合一的教育传统。政教不分，官师一体，政治和教育同构，是自古有之的传统，教育一向是作为国家的常规武器使用。近代，在其他武器如军事、经济等受到抑制发挥不出作用或作用不理想的时候，能挥舞的也只有教育这把“宝剑”了。“教育万能”、“教育救国”、“先教育后革命”等思想，不是没有社会文化土壤和现实心理基础而凭空萌生的。晚清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教育改革、1912和1922年的教育宗旨等无不反映了教育作为政治之剑被锻造挥舞的景象。政界、学界和商界的一致认同说明了“政教合一”是多么的深入民族潜意识。 第三，知识分子的“入世”传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始，“原道宗经”、“文统”、“为时为事”以及宋明理学的“文以载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学优而“仕”是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可的体认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和最终归宿，学优而“工”或学优而“商”，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也不符合中国知识分子的口味。 所以，近代教育的发展，是在对“办什么样的教育、用教育做什么”的问题追问中，在“强国、救国”的动机驱动下，在民族危亡的社会背景下启动的。虽然主观上是学习西方的近代学校，而且也直接搬用和仿效了教育体制、制度、一部分内容如自然科学以及教育方式、方法等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但教育的目的和实质等却是不同的。正如我们无法抛弃近代多灾多难的民族命运，产生西方近代教育和赋予西方近代教育社会使命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无法搬移。近代教育从诞生时起，更多是在“形”的意义上学习西方，而充盈其间的“神”却一直是中国的，在“形”和“神”的相互抵牾和冲撞中，确立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型”雏形。 二、发展 近代型的教育确立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教育的主题也发生变换，“谁来控制教育”成为最敏感的和最大的问题，被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教育的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同构的传统在延续。1926年的“党化教育”口号，1928年的“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以及用“三民主义”来“整饬学风”的运动和建立“训育”制度，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化倾向。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教育围绕着收回教育主权和确立教育控制权自然而真实地展开。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对旧教育改造的方针。随后，开始接管、整顿旧学校的工作，具体接管了国民党的公立学校，收回了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外国人办的学校的教育主权。应该说，在那种特定的历史场景下，对教育主权的回收和对教育领导权力的确立都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虽然当时“一刀切”的措施也遗留一些现在看来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把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国家包办全部教育等，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毕竟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逐步暴露出来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回收教育权方面，认识比较清晰到位，措施也比较干练果断，但具体到教育自身内部的发展，如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的改革方面，认识就比较模糊，采取的措施缺乏理性思考和合理化依据。这一时期的教育变革，从学习欧美转换成仿照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