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05）05—0020—04 作为思辨教育学的对应范畴，经验教育学（empirical pedagogics）是以经验主义为基础、以严格科学的方法建立的教育知识形态，也即“经验科学化”的教育学，或“作为经验科学的教育学”。由于坚定的科学立场和鲜明的科学特征，它又被誉为（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它试图通过观察、实验等科学方法，依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寻求所谓客观的教育知识，从而把教育学从传统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解脱出来，建立起一门能与其他经验科学相媲美的真正科学的教育学。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了经验科学的统一规制，经验教育学所恪守的方法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教育知识体系的分化与认识论基础的拓展而处在丰富与发展之中的。本文试图以德国教育学的发展为线索，勾勒出经验教育学在方法论上的四次变革或转型，以阐明方法论变革之于教育知识建构的深层意义。 一、经验—规范型：经验教育学的萌生 从根本上说，经验教育学直接来自于经验科学在教育学领域的尝试，因此，考察经验教育学的缘起，就不能回避经验科学对教育学产生的影响。培根（F.Bacon）的经验论和归纳法，奠定了经验科学研究的基础，推动了近代科学的进步。从17、18世纪开始，近代科学的方法论开始渗透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中。17世纪末，在德国政府的推动下，尤其是在普鲁士教育大臣策特利茨（K.A.Von Zedlitz）的锐意改革中，德国的大学开始设立教育学讲座，创办教育学研究所，是为近代教育研究的肇始。在此背景下，不少哲学家开始致力于建立一门独立学科形态的教育学；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注意到科学方法的独特价值，并将科学方法纳入到教育学体系建构的过程中，从而使教育学具有了某些经验科学的元素。如果这些可视为经验教育学的萌芽，那么经验教育学已经走过了两个多世纪。 康德和特拉普大概是倡导并力行把教育学建立成一门科学的拓荒者，他们都“对教育实验作了类似近代科学方法的说明”。康德在《教育学讲义》（1803）一书中断言：“一切教育都是艺术。”但是这种艺术的产生和实践不能仅仅是机械的，还应包含有判断力。如果教育只是机械的，它就会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因为它没有可靠的原则作为实践的标准。因此，教育需要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的教育学，惟有这样，教育才能发展人类的本性，达到人生的目的，才能使人类的延续代代相承。[1] 为了使教育学发展成为一门学问或科学，康德主张建立实验学校以进行教育实验，以免教育陷入单纯的理性判断的谬误之中。然而，遗憾的是康德并未对教育实验的具体操作作出说明，因此，这也不过是一些思辨的假想罢了。可以肯定，康德的教育学尚未达到科学的水准，它仍停留在实践者行动知识的层次。 特拉普不仅是德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位教育学教授，而且是首位主张把教育学建立在“实验心理学”基础上的教育学家。他认为，恰当的教育可以引导人达至人生的幸福，而教育要得到适当的进行，必须以人性的透彻研究为先决条件。为此，特拉普主张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建立教育学的知识体系，即以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对人性展开系统的经验研究。这里的“经验”是指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有计划地对教育现象进行系统观察的结果。通过控制和改变儿童的年龄、数量、特质、知识等因素，形成一个“实验的社会”，进而比较各种教与学的效果。显然，他的这一见解已经颇为接近教育实验研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鲁普瑞希特（H.Ruperecht）盛赞特拉普是经验教育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2]。尽管它朝科学的道路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但这一步未必就是坚实的，或许它只是象征性的，或许它还是稚嫩的。用此来评价特拉普的教育学也许是公允的。事实上，特拉普并未摆脱思辨哲学的影响，继续走在莱布尼茨铺设的康庄大道上，玩弄着“调和论”的笔调，将先验与经验、整体与个人等范畴揉合在教育学的知识体系之中。这或多或少掩盖甚至销蚀了他在经验教育学上的新建树。 赫尔巴特的名字是与“科学教育学”联系在一起的。在《普通教育学》（1806）一书的开篇，赫尔巴特就注意到，仅凭个人的经验与见解来从事教育工作，可能会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假如他具有思考力与知识，能用人类的思想方法去观察和描述作为一个庞大整体的片断的现实的话”，那么他就能避免上述危险，并在现实中把一个儿童教育到较高的境地。要达到这一点，教育者就必须懂得科学，因为科学是一双眼睛，“一双人们可以用来观察各种事情的最好的眼睛”。然而，作为教育者学问的教育学却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像偏僻的被占领的区域一样受到外人的治理。”由此，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尝试用其自己的方式，并与其邻近科学一样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方向”。[3] 众所周知，赫尔巴特主张在实践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教育学， 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相应地，教育学也分成了两个部分：前半部说明“教育者应当带着什么样的意图去着手进行他的工作”（包括可供选择的各种措施）；而后半部是“要在理论上说明教育的可能性，并按照各种情况的变化去说明它的界限”[3]，故称为“心理学的教育学（psychological pedagogy）”。前者相当于“传统的”、“思辨的”教育学，后者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纯理论的”，仅把教育作为事实来说明；它的目的也不在于改造实践，而仅仅在于提供知识。然而，正如赫尔巴特自己意识到的那样，这后半部“像其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心理学一样，只能是一种虔诚的愿望而已”。实际上，他所谓的心理学不仅是“一种空洞的观念”，而且从根本上是从形而上学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