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把“实利教育”列为其教育方针中“五育”之一，并溯其本源“今日美洲之杜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1]（页657），从而最早把杜威引进中国。至今，中国教育的“杜威研究”已逾九十载，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杜威引入”：20世纪初期中国教育的杜威研究 19世纪，西方列强一次次用枪炮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动荡不安的政局除了造成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外，也促使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加之政府忙于内外政务无暇顾及文教领域，一时间为社会上各种文化、教育学说的兴起，各种外国思潮的引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也恰好印证了杜威的话：“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发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或者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发生。”[2]（页2）杜威的教育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一些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过程中，伴随大量涌入的西方教育思想一同被引入中国教育领域的。 继蔡元培1912年向国人“引见”杜威之后，1913年7月前后，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相继发表了《学校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二年》、《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实用主义小学教学法》等一系列文章，成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传入的一个前奏，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它的传入提供了铺垫，渲染了气氛”[3]（页148）。 1916年中国文化界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教育界，特别是在1917年胡适留美回国后的加盟，使中国教育全面引入杜威教育思想成为可能。作为杜威的“及门弟子”，胡适回国后，并没有“立刻直接谈实用主义”[4]（页484），但他却在新文化运动实践中推行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如他自己所说，“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5]（页99）。杜威的来华直接导致了在近代中国教育界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杜威研究”浪潮。1919年杜威来华前，作为杜威来华的先导，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刘经庶、沈恩孚、郑宗海等人纷纷在《教育杂志》、《新教育》、《时报》、《民国日报》、《新中国》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有关介绍、研究杜威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文章。1919年4月《新教育》还特别推出“杜威专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杜威的生平及其学说，并配有杜威的照片。杜威来华讲演使这一时期的“杜威研究”浪潮达到顶峰。杜威在华两年多的时间里，做了大小200多次演讲，内容基本上均涉及教育，演讲之后几乎全部发表于报纸杂志上或集书出版。其中北京晨报社汇编的《杜威五大讲演》在出版后的两年中，再版了14次。1919年10月20日杜威在北京度过了他的60岁生日，蔡元培发表演说祝贺，并将其与孔子并论，杜威遂得“西方孔子”之美誉。由此也可窥见，当时中国教育界“精英阶层”对于杜威在情感上的推崇。杜威离华之际，胡适在送别辞《杜威与中国》中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特别主张的应用是有限的，方法的应用是无穷的。”[6]（页331-332）显然，杜威的思想被看成了超越教育领域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的“一条出路”。然而，胡适的断言的确是“太武断了”，并没有几十年，紧随其后，几乎就在他发表这一言论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就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取得胜利……成为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4]（页449）。中国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指导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也不例外。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新的世界格局下各种社会因素交织在一起，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新中国教育中遭到“彻底批判”的厄运似乎已是在劫难逃。 客观地讲，在为了改变空疏无用的旧教育误人误国的局面，而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引入中国教育的过程中，近代一些知名教育家付出了大量艰苦努力。杜威教育思想全面引入中国教育的过程，对于当时的中国教育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不小的震动，同时也为日后中国教育与杜威有可能展开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然而，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杜威研究”实质上是中国教育界极少数的知名人士，面对国家危难，“病急乱投医”的匆忙之举。他们把杜威的教育思想认作是“教育救国”之路寄予过高的希望，寄希望通过杜威的“演说”为深陷于水火中的中华民族指出“一条明路”。可以想见，在如此心态下，如此情景中，中国教育对于杜威来说“是需要帮助的客体”而甚于是“以世界为中介，旨在命名世界的共同体”，中国教育进行了更多“输入”而不是“对话”[7]（页38）。甚至，对当时的中国教育来不及做真正的“研究”，便把中国教育的传统连根铲除，根据杜威的教育理论进行了“削足适履”式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验”。1949年前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实验”在中国教育的土壤上均以失败告终，抛开其他社会因素，单从教育方面来讲也潜伏有一定的必然性。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杜威和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说穿了只是一些早期留美学生带回国的美国相声。一阵时髦过去了，只能做做注脚”，[8]（页153）。 二、“杜威批判”：20世纪中期中国教育的杜威研究 20世纪中期对杜威教育思想的批判几乎是在全世界范围展开的（其中包括美国在内）。作为走向对话的一个表现，“（批判性）思维始于疑难或不确定，它表明一种探索、搜索和寻觅的态度，而不是掌握和占有的态度。通过思维的批判过程，真正的知识得到了修正和扩充”。然而在中国教育界，当“杜威批判”由于政治原因走向极端时，便不仅仅“表明一种探索、搜索和寻觅的态度”，而且成为了“掌握和占有的态度”[9]（页310-311）。这一“知识得到修正”的过程，触及中国教育界每一位杜威研究者的“灵魂深处”，在学术上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同时也给中国的杜威教育思想批判增添了格外的艰辛和痛苦的意味。 当时国际政治中的处境与立场决定了新中国教育“杜威批判”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导向。在“划清阶级界限”的前提下，一些早年从事杜威教育思想研究的教育家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检讨”。承认“自己过去的教育思想仅仅从生理和心理上来了解人，而没有从人的阶级性来认识人……是反动的，教育活动是错误的”[10]（页245），这一不公正的过程本身是痛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