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响亮地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但他同时又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因此可以说，实际上“有教无类”的口号是仅仅针对男子而言的，而广大女子则被排斥在“有教无类”的范围之外。长期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既是中国传统社会纲常伦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我国封建社会传统女学特征的高度概括。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女子教育长期被排斥在正规的学制之外。也就是说，在近代之前我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正规的女子教育。“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司，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1] 伴随着我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传统女学走到了崩溃的边缘”[2]，与传统女学截然不同的近代女子教育应运而生了。在我国近代史上，外国传教士结合传教布道的需要开办了一系列的教会女子学校，部分国内有识之士则以“强国保种”为目的而兴办了各类女子学校。本文主要论及国内有识之士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实践。 一、近代女子教育产生及发展的背景 1、教会女学的传入 “近代女子教育是西学东渐的产物。”[3] 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强暴和侵略，西方的文化、宗教等也随之而来踏入了中华大地。以传教为目的，各国传教士纷纷创办起了教会女子学校，尽管这些学校“非专门教育家所设立，其意图也不在教育人才以促进教育的进步，而是以学校为一种辅助之物，以助宣传福音之业”[4]，但是在客观上还是打破了中国女子长期没有专门教育的传统局面，开创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先例，为国人创办女子学校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模本。面对国土上逐渐出现并不断增多的教会女子学校，一些有识之士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强烈呼吁要创办中国自己的女子学校。“泰西女学，骈滇都鄙，业医课蒙，专于女师。……彼士来游，悯吾窘溺，倡建义学，求我童蒙。教会所至，女塾接轨。夫他人方拯我之窘溺，而吾人乃自加其梏压，譬犹有子弗鞠，乃仰哺于邻室；有田弗芸，乃假手于比耦。”[5]“西人在我通商之地，分割之境，皆设学校教堂，以教我女子。我有民焉，而俟教于人，彼所以示辱我也，无志甚矣。”[6] 可以这么说，教会女学的出现，客观上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情感，促进了国人自办女学的产生和发展。 2、留学教育的发展 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除了受西方教会女学的影响之外，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西方女学的传入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并以传教为目的的，是被动的；而留学教育的兴起则是国人为寻求国富民强之策而主动向外界学习，更多地体现了主动性。在近代留学教育的发展中，女子也争得了一席之地。留学生在学习专业的同时，看到了“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7]，“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8]，而国内女子不学、女子无业的现象地随处可见、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她们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们归国后，或以自己精湛的技艺展示与众，或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或积极发展近代女子教育，为近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进步政治势力的鼓吹与推动 在中国近代史上，诸多代表进步思想的政治派别都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为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天亩制度》中就体现了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而在洋务运动中，“民族资本最初投资的缫丝厂、纺织厂主要招收女工，使一些妇女走出家门，参加了大工业的生产劳动，从而在较大范围内，改变了有史以来女子仅仅局限于家庭的生活方式”[9]，这种朦胧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妇女走向社会的事实是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前奏；面对教会女学的出现，晚清进步知识分子既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也开始对“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进行反思，在此基础上，郑观应、宋恕、陈炽等人都提出了“兴女学”的主张；甲午战争溃败之后，维新派把女子教育作为社会改良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了“女子教育为强国保种之本”的女子教育观；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倡男女平权，提出了“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的女子教育观；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提出了“以提高妇女自觉意识”为主导的女子教育观。由此可以看出，这些代表进步思想的政治势力的鼓吹与推动贯穿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始终，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4、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萌芽发展。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比以往更高的要求。妇女要从家庭走向社会并参加生产劳动，就必须具有一定的技艺，当然也就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 二、近代发展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方面是列强的铁蹄蹂躏，另一方面是我国的国力积弱，在这种鲜明的反差之中，近代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们猛烈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世之瞀儒”之言，提出“我中国欲图自强，莫亟于广兴学校，而学校中本原之本原，尤莫亟于创兴女学。”[10] 1、女子接受教育，是相夫宜家之需 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大家固守着“男主外，女主内”的准则，女子不需要接受正规教育，“惟知洞其耳、梏其足、涂饰其面目，一若仅供天地间玩好之用”[11]，“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身之精神，以争强弱交涉于箧筐之间”，以至于造成家庭不和睦，导致一些豪杰倜傥之士“终日引而置之床第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12] 经元善、郑观应针锋相对地指出：“惟治国之要必本齐家，事理之繁尤资内助”[13]，“女子治内，然其当尽之道，当为之事，何减男子。相夫教子，迎宾送舅，在在皆有学问焉”，而且“天下者，家之积，家者，夫妇之积。吾未见家道不正，天下可得而治也。世徒知男子不读书为无学，不可以齐家，而乌知女子关系为尤重耶？”[14] 因此，妇女“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15] 可以看出，经元善、郑观应均把发展女子教育作为家庭和睦的根本和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女子接受教育，可以“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妇子事也”[16]；反之，不积极发展女子教育，而“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女事其父，使家庭雍睦，闾里熙攘，仁义之风播于国，敦厚之化遍于都，……不亦难乎？”[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