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少之(1948-),男,湖北应城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0   任志江(1976-),男,山西忻州人,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山西 太原 030006

原文出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一五战略实质上是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均衡重工业优先战略。大跃进战略虽然从理论上和方法上对一五战略和苏联模式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但由于把重工业优先原则扭曲到畸形,并严重忽视了经济规律,最终使大跃进变成了大灾难。在不寻常的背景和条件下形成的备战战略,成为一个特殊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洋跃进战略是重工业优先原则时代化和具体化的产物,其本质是一个极端的重工业优先战略。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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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6)01-0131-05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及其为此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方针政策。根据1949~1978年期间,我国所出现的带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经济发展规划及其在实践中对国民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四个战略:一五计划时期的均衡重工业优先战略——一五战略,大跃进时期的畸形重工业优先战略——大跃进战略,备战时期的特殊重工业优先战略——备战战略和文革以后的极端重工业优先战略——洋跃进战略。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国家的政策文件和战略实施的过程与效果中,我们可以抽象出这四个战略的基本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1949~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划分

      战略构成与特征 一五战略

       大跃进战略  备战战略

        洋跃进战略

      战略目标工业化工业化

        加强国防战备

       四个现代化

      战略重点重工业整体

      以钢为纲

       国防军事工业

       钢铁、能源、化工

      战略动力三大改造

       人民公社化

      抓革命、促生产  抓纲治国

      战略路径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并举”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备战” 中央与地方“两条腿跃进”

      体制安排中央高度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体制下放 地方分权

      资源特色苏联援助

       劳动力替代

      内部积累 引进技术 举借外债

      配置手段直接计划、间接计划  行政指令性计划行政指令性计划  行政指令性计划

      与部分市场调节

      一、均衡的重工业优先战略——一五战略

      作为一五计划期间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五战略形成具有客观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背景。首先,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严重落后,极大地制约了尽快实现工业化的宿愿。其次,近现代 100余年惨痛屈辱的历史教训和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都使中国人民感受到建立强大国防力量的必要和紧迫。再次,在当时两大阵营尖锐对立,我国经济建设尚无经验,而苏联模式备受世界瞩目以及对新中国友好的背景下,走苏联的工业化道路遂成为全国上下坚定不移的信念。

      这样的经济根源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一五战略必将打上深深的苏联模式烙印,并呈现出下述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七个内容:1.在战略目标上,强调实现工业化。2.在战略重点上,模仿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做法,比较注重重工业内部的均衡、协调。3.在战略动力上,强调“如果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的农业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最终目的”就“无法达到”[1](P701-702)。4.在战略路径上,仿效苏联工业化的方式,确立了通过中央的大中型企业扩张来完成工业化。5.在体制安排上,为了便于“社会主义资本原始积累”,逐步建立了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6.在资源特色上,这一战略得到了苏联给予的技术、资金援助,这种援助“起到了奠定我国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2](P306)7.在配置手段上,1957年以前既有国家的直接计划和间接计划,又能使市场机制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对这一战略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加之周恩来、陈云等人比较注意比例协调,所以这一战略能够在重工业优先原则下勉为其难地完成。如1952年斯大林就曾建议我国的一五计划速度应从20%降到15%或14%,并强调:计划不能打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的困难[2](P294-295)。陈云在1954年6月也指出一五计划的编制遵循了四大比例、三大平衡,并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五时期重工业内部的采掘工业年均增长 21.5%,原材料工业23.4%,制造工业28.6%[3](P66),大体保持了重工业内部的平衡和协调。此外,这一时期,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5%,工业为18%,轻工业为12.9%,重工业25.4%[4](P19),农、轻增长虽大大低于重工业,但国民经济尚未出现全局性的失衡。

      第二,仿效苏联工业化的战略路径,引致出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特点。由于把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寄托在中央大中型企业扩张上,这便与中国当时经济水平下的资源禀赋特点和资源动员能力产生了直接的矛盾。为此,中央仿照苏联的做法,进行了适当的制度安排,人为压低其发展成本,于是就形成了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中央集中配置与管理的制度模式。如薄一波所说:“一五计划是在苏联的帮助下拟订的,156项骨干建设工程也是苏联援建的。当时,我们自己在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缺乏经验,很自然要搬用苏联管理经济的一些办法,这就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到1956年前后,以部门管理为主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即以“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就形成了。

      第三,资源配置手段的多样性,是使这一战略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原因。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计划管理是粗线条的,不仅对不同的经济成分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而且根据情况的不同,在直接和间接计划上也有不同的松紧要求。同时,市场机制的衰微不仅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其作用的缩小也是沿着从上到下的顺序先后退出各个领域的。这样,与苏联的单一指令性计划相比,一五战略的资源配置不仅没有排除市场调节,而且使微观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这就成为这一战略执行较好、效益较高的重要原因。

      由上可见,一五战略实质上是以苏联模式为基础的均衡重工业优先战略。由于比较注意各产业之间和部门内部的比例与平衡,加之资源配置方式的灵活多样以及其它一些因素,这一战略取得了相对较好的实施效果,创造了工业化重新起步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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