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吉林经济发展概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杨雨舒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吉林 长春 130033

原文出处:
东北史地

内容提要:

有辽一代,吉林的铁制工具有了一定的进步,标志着其生产力水平有了新的提高。辽朝中期以后,吉林各地的畜牧业、渔猎业、农业及手工各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榷场贸易逐步兴起,货币的使用也更加普遍,这些成就的取得,为当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0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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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显元年(926),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亲率大军,发动了灭亡渤海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吉林经济曾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经过辽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到辽圣宗和兴宗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本文拟概要介绍辽代吉林经济发展的情况,并给予恰当评价。

      一、铁制工具的进步

      铁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金属。早在辽朝建立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于其称帝的第五年(911年)十月就已经“置铁冶”①。太宗即位后,又“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②,进一步加强了对冶铁业的管理。辽朝的冶铁业虽然是由朝廷控制的,但当时对铁矿的开采却主要是依靠其统治下的汉人、渤海遗裔、女真人以及奚人等等。例如,阿保机灭渤海国后,就将渤海遗裔中的铁匠强行迁到柳河馆(今河北省滦平县红旗乡房山门沟)、东平县(今辽宁省辽阳市)等地,让他们从事冶铁生产;又如,曷苏馆女真居住的今辽阳以南地区盛产铁矿,所以这里的女真人大多数也从事冶铁生产。此外,辽朝还“取诸宫及横帐大族奴隶置曷术石烈”③,也就是使用契丹族奴隶从事冶铁生产。

      辽朝在东北地区的冶铁中心主要有两个地区,即今河北省东北部的柳河馆、打造部落馆(今河北省隆化县韩麻营乡海代沟门)、铁浆馆(今河北省平泉县东北罗杖子村)一带和今辽东地区的东京辽阳府一带。值得一提的是,今吉林省境内虽不是辽朝的产铁中心地区,但人们在今洮南市城四家子古城(即辽泰州)、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他虎城(即辽长春州)以及通榆县拉户嘎古城城内等处却都发现了大量的铁渣、红烧土和灰烬等冶铁残留物,说明上述城中也存在着冶铁作坊,今吉林省境内也有铁的生产。

      据吉林省各市县文物志记载,目前已出土的辽金时期的铁器种类繁多,大致有铁铧、铧冠、犁镜、铁锄、铁钁、铁镰、铁镐、铁刀、铁叉等生产工具;铁凿、铁锛、铁圆铲、铁斧、铁钳等手工工具;铁马镫、铁衔镳等马具;铁矛、铁剑、骨朵、铁镞、鸣镝等兵器以及铁锅、铁炉、铁勺、铁壶、铁桶、铁熨斗、铁剪刀等生活用具。不过,上述铁器中的绝大多数至今仍未能指明其准确朝代,只有少数几种铁器,如铁铧(今农安县、白城市出土)④、铧冠、犁镜、六耳铁锅(均为今白城市出土)⑤、铁镰(今梅河口市、白城市出土)⑥、铁钁、铁圆铲、铁矛、骨朵(均为今梅河口市出土)⑦、马镫(今农安县出土)⑧等可以确定为是辽朝时期的。所以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鉴别工作,以使人们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辽朝铁制工具的发展情况。

      令人高兴的是,1984年4月在今白城市青山乡四发屯出土了辽朝时期的铁铧4件、铧冠(又名犁碗子、俗称铧仓)1件、犁镜1件、铁镰刀1把等窖藏农具,从而为我们了解辽朝农业生产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上述农具中,铁铧的铸造形制基本相同,都是通长30厘米,前宽18厘米,高4.5厘米,尾部两端各带有5厘米长的羽翘,上面微微隆起,近似舌形,前端为钝角,中间为凸起的舌形脊,后尾有銎,便于安装木犁头(见图一)。铧冠长38厘米,宽12厘米,高10厘米,略呈长方形,前低后高,后尾有銎,便于与铁铧结合成一体(见图二)。犁镜类型为“板瓦形”,通长32厘米,宽17厘米,为椭圆形,背部有两个各长3.2厘米,宽1厘米的突纽(见图三)。

      上述由铁铧、铧冠和犁镜组成的全套犁铧在今吉林省境内还是首次发现,他们的铸造水平比渤海国时期要高,并且用途也更加广泛,不但能翻土,而且能松土,对消灭虫害和提高农作物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这是辽朝农业生产上一个很大的进步⑨。

      二、各业的发展

      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不但在政治上是十世纪初中国东北和北方一股强大的势力,而且它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畜牧业、渔猎业和农业 契丹是一个“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⑩的游牧民族,马、牛、羊等牲畜是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必要生产资料,也是其赖以生存和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来源,因此畜牧业在辽朝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契丹人十分重视养马,并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一整套的养马经验。他们往往以上千匹马为一群,派2~3名戍卒和牧民驱赶,放牧时,他们选择一处水草丰茂的地方,“分地以牧”(11),为区别朝廷官马或各部落马,就在马的左股上烙上一个火印。契丹人的牛、羊饲养也很普遍,但一般多为散养。为了更好地发展畜牧业,辽太宗时期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马群世烛(属北面官),后来又对群牧组织进行了完善,在中央设总典群牧使司,正、副官职分别为总典群牧部籍使、群牧都林牙;在地方则设置某路群牧使司,官吏名称为群牧太保、群牧侍中和群牧;在某路群牧使司之下又设某群牧司,任命群牧使和群牧副使等等。另外,在北面官中还特设了某宫马群司,以侍中和敞史为正、副职。这样一来就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备的群牧制度。辽朝统治者还通过对周边各族发动战争来掠夺他们需要的各种牲畜。

      除了养马之外,契丹人还重视养羊、养牛。契丹羊的品种又多又好。其中有一种叫关西(今陕西省大荔县一带)羊,“长面,多髯,有角者百无二三,大仅如指,长不过四寸,皆目为白羊,其实亦多浑黑;亦有肋细如箸者,味极珍,性畏怯,不抵触,不越沟堑”。还有一种叫鞑靼羊,“大如驴,尾巨而厚,类扇,自脊至尾,或重五斤,皆膏脂,以为熊胆白”(12),也很珍贵。羊的牧养情况与养马相似,也是“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13)。至于养牛的情况,具体记载不多,但从契丹人以青牛白马祭天也可见一斑。契丹人特设有牛群司,以专门负责管理放牧。同时从契丹统治者还曾赐耕牛给贫民、输耕牛予汉区,也可看出其养牛亦具有相当的规模,在契丹人的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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