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和Civatas，意指城市居民和社会，含有“城市化”或“城市的形成”等意义。城市一旦形成，便意味着史前生产方式和村落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束，标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宣告了文明时代的来临。正因为城市对文明社会具有特殊意义，V·C·柴尔德才将社会从史前进入文明的巨大变革称之为“城市革命”[1]。 公元前9000—6000年，约旦河谷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雏形——耶利哥城。公元前4000年前后，真正意义上的古代早期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以埃利都、乌鲁克、乌尔等为代表，数以十计的苏美尔乡村聚落逐渐演化为城市。公元前3820±350年前后，古埃及出现了梅里姆达城。公元前30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兴起了哈拉巴和摩亨佐·达罗两座城市。公元前3000纪末叶到公元前2000纪，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出现了早期城市，河南郑州商城、古蜀三星堆、古蜀成都……与西亚、南亚诸城遥相呼应。这些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各有特点，不尽相同，其发展道路也多种多样，这主要取决于它们各自的聚合模式。在城市形成的早期阶段，城市内部结构、功能体系、空间组织以及主要发展方向，基本上都是由聚合模式所决定的。城市聚合模式不同，城市起源、形成的道路就不同，城市的性质也就不同。因此，在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形成研究中，城市聚合模式的寻求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我们将以成都城市聚合形成为主要对象，研究成都城市的聚合形成模式，并与中外城市聚合形成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一、早期成都城市的确认 这里所说的成都城市，是指早期成都城市，或指最初成都城市，即城乡分化初期阶段的城市。 对早期城市的界定，学术界曾有多种标准，其中，为历史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界所公认的比较权威的说法，有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V.Gorden Childe)在1950年发表的《城市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10条标准。柴尔德认为：“有10以考古学材料演绎出来的抽象标准，可以把甚至是最早的城市与任何过去的或当代的村庄区别开来。”它们是：1.大型居住区，2.人口构成和功能与任何村庄都不同，3.剩余财富的集中化，4.巨大的公共建筑，5.从事非体力劳动的统治阶级，6.文字，7.历法学和数学，8.专职艺术家，9.对外贸易，10.以居住区而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政治组织[2]。此外，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M·亚当斯(R.M.Adams)认为，城市形成过程中最本质的转变是社会组织领域内的变化，即社会的规模加大，复杂性增多，同时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有新的机构出现[3]。柴尔德的演绎抽象，强调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模式；而亚当斯则注重政治组织领域内的机构性变化和机制转变，他的论述建立在对中美洲、秘鲁和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文明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前苏联学者B·N·古粱耶夫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界定早期城市，他根据对古代东方和中美洲古代文明材料的研究，提出古代城市形成的标准和特点为：1、出现了统治者及其王室居住的宫殿群，2、出现了宏大的寺庙和圣所，3、宫殿、寺庙建筑群与平民的房舍隔离开，4、圣区与住宅区明显不同，5、具有奢华的王陵和墓葬，6、产生了大型艺术品，7、有了文字(碑铭石刻)，8、数量上的标志是：大型广场、大量住宅和公用房屋、较密集的居民等等[4]。 西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普遍认为，城市革命进程中其他的一些重要特征有：在特殊的及相互依存的地区间进行商品交换和商品再分配的机构；通常是在城市革命的核心部分形成以后，人口才有所增加[5]。这些观点与柴尔德、亚当斯、古粱耶夫的看法基本一致，也是界定早期城市的通行准则。 依据这些界定早期城市形成的标准，根据考古、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确认，在殷商时代，成都已经形成为一座早期城市。 在今成都市西部十二桥遗址，发掘出商代的大型木结构建筑，总面积达15000平方米以上，其中有大型宫殿建筑遗迹。在主体建筑周围，发现了呈密集型排列的小型干栏式建筑遗迹，它们是大型宫殿的附属建筑群。大型主体建筑与小型附属建筑相互连接，错落有致，浑然一体，组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体。遗址内还出土数批商代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陶器、玉石器，并在商代地层内出土刻有文字的陶轮。这些，都为证明商代成都已形成为一座文明古城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在成都十二桥以北的羊子山遗址内，清理出了一座始建年代为晚商的高大土台建筑[6]。土台形制为三级四方，每层有登台土阶，最上层31.6平方米，台底103.6平方米。土台用泥草制土砖筑墙，内以土夯实。土台用土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面积1万多平方米，高10米，在一望无际的成都平原，显得倍加巍峨。羊子山土台应当是早期成都最宏大的公共建筑，是城市的礼仪中心。 与商代十二桥遗址属于同一时期的成都各古遗址，以十二桥建筑群为中心，在沿古郫江故道分别伸向北面和西南面的弧形地带密集分布，覆盖面积约10多公里，文化特质均与十二桥遗址商代文化层各期相同[7]。其中任何一个遗址均未发现边缘，表明它们是同一个大型遗址的不同组成部分。各遗址出土陶片极为丰富，文化层中每一平方米范围内(厚约20厘米)，可发现碎陶片200—1000片[8]，可见人口的集中化已经达到相当程度，表明商代成都已具相当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