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现代化的理论 1.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化”情结 中国经济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不同。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之下被迫卷入“现代化”的。这种被动性也被称为外生刺激型现代化（注：详见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这种外生性质，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始终陷在东西方的矛盾冲突之中。为了绕过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等等的冲突，在实践中，现代化的主流思想被修正为“工业化”（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争议最小的工业化进程作为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清末民国以来，出于对抵抗外侮的需要，中国的现代化似乎有一种“工业化”情结。这种情结不但指导着民国时期的经济建设而且一直指导着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政策。 现代化确实要实现工业化，但工业化是否即现代化本身呢？如现代化史学家虞和平先生就赞同此观点，认为“工业化才是现代化的本身内容”（注：虞和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史研究的新思考》，《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是否如此呢？这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工业化是从哪里来的？工业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它的载体——一个形成于西欧的以私有制、市场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环境中的。而现代经济是一个独立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经济的崭新的经济系统，本身与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经济难以融合；第二，怎样实现工业化？既然载体是外来的新的经济系统，那么没有环境的变革，工业化难以实现，面对传统的经济制度，只能是“改革”式或“革命”式的强制性推进。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强制性的变迁所要面对的是庞大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在经济转轨中，由于新形成的现代经济的急迫和强势，免不了将不能参与崭新的经济系统的大量的人和其他生产元素抛弃在外，形成经济的二元结构。由此可见，这种过分强调“工业化”的现代化认识，重描述而忽视内在制度的做法，往往使传统的农村经济被强制推动的工业化下的城市现代经济所抛弃。中国对现代化的诉求变成了对工业化（科技化）的诉求，而结果则是挥之不去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也是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2.走出“工业化”的现代化理论 西方学者一般是在西方历史进程上考察现代化，在他们看来工业化好像一种自然演化的必然物，不会面对我们所面对的如此剧烈的“传统—现代”矛盾。但他们也发现现代化并非“工业化”那么简单。以库兹涅茨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在论述现代经济的时候，就认为虽然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但如何使经济持续增长则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注：参见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发现与思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如何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呢？我们建国后计划经济下“工业化的现代化”政策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在尝试了三十年计划经济之后又重新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转变则是对“工业化即现代化”范式的检讨。我们发现，原来工业化需要一个内在动力。这个动力来自哪里呢？吴承明先生根据希克斯“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是命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的理论，结合中国经济现实，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建成（注：吴承明：《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页。）。这就是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为工业化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将现代化从“工业化”的描述性定义中向前推进一步，从经济制度上揭示了工业化的原因。因为，从世界经济史来看，工业化从开始就与市场经济相伴发展。直到今天，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仍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从“市场”这样一个具体制度阐述现代化是很好的理论创新，那就是使得传统经济当中的市场因素可以在现代工业化当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从理论对立走向融合。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工业化成为传统市场支撑工业化的最好例证。 但是，非市场的工业化算不算现代化呢？这就涉及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科学技术的问题了。在市场经济当中，技术也是作为产品出现的。市场的导向让技术在迅速进步的同时迅速变为经济绩效。抛却市场，假如我们有足够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我们也可以建成一个“工业化”，一点也不需要什么市场。但是如果科学技术和资本消耗完毕，这个凭空的工业化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和基础。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大多数非市场工业化都是依靠外部的科学技术和内部从农业部门过度积累的资本实现的。这种工业化，对一个国家而言，在某个民族危机的时期可以起到很好的抵御外部威胁的作用，但长期而言，一是难以持续，二是实际上从经济上割裂了国家。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曾经一度被奉为圭臬，苏联的科技实力也十分雄厚，但是由于缺乏市场的导向，最后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庞大的机器大工业都无法支撑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赵德馨提出市场化与工业化是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的理论。他认为市场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与前提，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是从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注：赵德馨：《市场化与工业化：经济现代化的两个主要层次》，《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这种观点将制度因素的市场和技术因素的工业化共同作为现代化的内涵，也就是现代化必然需要获得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因素的支持。 3.经济现代化的制度条件认定 为什么“市场”就是一种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制度呢？其奥秘何在？那我们就必须来考察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能力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将制度归纳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用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长期增长，并且认为通常用来说明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而在诺斯那里，科学技术是作为人类的“知识存量”出现的。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只有在某种制度下，科学技术才能成为工业化的动力。这就解释了工业化的原动力问题，将现代化问题研究推向更深层。但是制度的变迁并非如政府一纸训令那样简单，它是在一定社会条件（生产力、意识形态、习俗、地理环境以及现有制度等等）下整个社会群体集体谈判的结果。这种观点的特点是，将经济的最终动力体现在了参与此经济体系运行的所有受益或非受益群体的“人”的身上。而“市场”恰恰具备诺斯所说的这些条件。它一方面激励了科学技术向经济绩效的转化，另一方面满足了社会大多数集团的利益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大体得出一个经济现代化在制度上必须满足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