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政治学各个分支中，发展政治学实际上只限于比较政治学中，而且它的研究对象几乎涵盖比较政治学的所有领域。在上世纪中叶，比较政治学中最聪明最优秀的学者，都在研究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等等。事实上，1960年代发展政治学出现时，它是比较政治学中最前沿的领域。 在其全盛时期，发展政治学关注的是二十世纪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个有限的地理范围。尽管研究跨地域和超越时间的民族和国家形成是有可能的，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发展政治学是与非洲、中东、亚洲的新独立国家相关联的。有点奇怪的是，拉美的较老的国家也被包括了进来，尽管产生于政治发展这一概念、后来又跟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混淆的现代化理论对拉美从来都不适用。那时，学者认为政治发展是一个目的论的过程，并将这一概念在各民族从殖民统治下独立的大背景下应用，以致扩大到世界上所有正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地区。这样，美国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目标与那时最激动人心的学术发展趋势几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① 整整一代的比较政治学家在土耳其、缅甸、墨西哥、印度之类遥远的地方潇洒地徜徉。 那么，对那些以理论为目的的、学术上突出的比较政治学者而言，他们研究某个特定的地理范围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在殖民统治留下的残局中致力于民族独立、国家建设，并建立政治体系，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独特的，比如增进社会团结和提升国家能力(尽管这些挑战在较早以前老的国家大约也有过)。学者们认为对这些现代化中的政治的问题和挑战的研究与对第一世界民主国家的研究领域，如宪法结构、发达的思想体系、公共政策、甚至新的政治行为学等，是完全不同的。为了研究新兴国家中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学者们不采用研究发达工业化民主国家的选举时用的概念(如选民对党派的认同、选举行为的决定因素、政治议题的重要度等)，而是关注于政治忠诚、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问题。诚然他们也相信，基于第三世界的研究得出的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也会适用于任何地方——不论时间地点。对诸如教育、传播、官僚机构、政治文化等进行系统的跨国比较研究，要优于仅仅将各地区的研究堆在一起。② 今天看来，1960年代政治发展的文献是一个伟大和大胆的实验，但是失败了。它失败的关键之处在于年轻一辈的学者没有推动它，而是拒绝了当年激发它的工程。作为一个范式，现代化理论遭到无数的批判。并且，它的目的论视角由于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出入太大而难以为继。结构功能主义最终也没能成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基本范式。那么，本文是否应当仅仅写成一篇思想史，只对发展政治学这一曾导致激烈批评的领域进行一个批判性的回顾呢？不是。事实上，尽管比较政治学者可以继续研究政治制度或者政治经济学，当下，他们也许应当考虑研究发展政治学。或者，他们应当考虑，政治制度、公民政治、政权转移这些问题，应当用来解决发展政治学最初提出的各种问题。 矛盾的是，正是在大家都停下来重新思考1960-70年代的那些大辩论时，这些关于这个学科的前途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在世纪末的两个大趋势——全球化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引导学者们回到关于经济与政治发展间关系的重大问题，甚至要重新推出现代化理论。无休止的全球化看来要将世界的政治变得跟大众文化似的，到处都一样，以至于都可以怀疑是否还有必要区分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此外，国际规范(以及国际力量如蓝色贝雷帽部队)，也正在使这个世界上民主制度空前地安全。的确，从中产阶级的增长，新技术带给更多地球居民更多更快的信息，以及独裁统治的被颠覆，我们很容易看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众多国家向西方式民主迅速进军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关系。③ 如果发展政治学的成功要依靠政治发展的成功，那么1990年代的这些大趋势已经给发展政治学增添了生机。 这对想复兴发展政治学的人来说是很诱人的，但由此达到的成果必定会是微薄的。如果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那么，秘鲁的政治参与、巴西的代议政治、印度的种族身份等就不会有任何独特的地方，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在比较政治学中存在一个单独的发展政治学领域。更大的危险不在于现代化理论将会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而是它没有能力来处理各种难题，从而成为发展政治学的基石。很多证据表明，现在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破败是有多种形式的，和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没有两样。这就否定了现代化将抹平各国政治区别，并且产生盎格鲁—美国的民主模式预测。对全球化的抵制、种族冲突的重新出现、在2000年里表现出来的政治忠诚和身份的迅速变化等说明，如果我们预计未来全球政治将是一个基于民主普遍胜利的一体化世界，那我们就同1965年时一样，谬以千里。印度尼西亚和俄国关于是否让部分民族独立出去的痛苦、委内瑞拉对自己民主制度致命的自残、在墨西哥古代文明的后代中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的反叛等都说明，现代化理论所预计的结果可能会是完全错误的。 然而，尽管这些令人吃惊的变化使现代化的概念充满问题，它们同时也说明，发展政治学作为比较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应当继续存在。发展政治学会尽最大的力研究其它分支回避的问题，而且它关注的范围对其它分支来说也许是大得吓人的。国家在发展中的新角色和角色再塑、种族区别和冲突的复活、它们给民族统一带来的挑战、民主政治制度在前专制主义国家的建立等等，都是发展政治学必须复兴的急迫理由。 本文认为，未来这个学科要想比过去成功，就应当抛弃目的论观点，认为发展必定是一个走向公平、高效、稳定的政治秩序的过程；不应假定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模式；不应认定某种特定发展道路必会成功或失败。而且，如果要想发扬光大，它也应当放弃寻找能促使民主制度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功能和结构的努力，甚至应当拒绝将经济社会现代化作为解释政治结果的一个主要自变量。相反，对影响政治发展的因素应当保持开放的态度，并可以随时置疑。并且，对政治发展应当分解成各个部分来研究，如政权的兴亡、政治体系内的最重要的制度的建立和衰败、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等。作为一个应变量，政治发展不是一种研究方式，而是一个文化主义、结构主义、理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制度主义、或者政权分析等方式的都可以发挥作用的研究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