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曾经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19世纪中叶洋务运动兴起，通过洋务派的介绍和宣传，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有了最初的了解。清末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人士通过书报杂志，著译结合地将西方的政治学说，如契约论、三权分立、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政治理念和议会、政党、文官、司法、地方自治等政治制度介绍到中国。1903年，京师大学堂在大学中首先开设政治学课程。随后，有不少陆续兴办起来的大学也设立政治学系。到1948年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100余所大学中已有40多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专业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正当建设一个稳定的、高效能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需要大力开展政治学研究时，1952年以前苏联的高教体制为蓝本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院系调整取消了中国所有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由此政治学在新中国不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国内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又重新建立了政治学系，但主要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不涉及到政治学领域其他方面的问题。1964年，中央为了加强外国问题的研究，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任务是培养关于外国政治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在分析中国政治学全面停顿的影响时，有学者认为：“政治科学被否定，30年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内的许多问题，诸如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关于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限及其相互关系，政府结构与体制、党政关系、国家行政管理、人事制度、决策程序、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等等重大问题，均缺乏科学研究，从而长期陷入一定程度的盲目性之中。许多政治行为不能真正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往往被主观随意性所左右。主观唯心主义得到发展后，在政治实践中碰钉子、犯错误，自然在所难免。”（注：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自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中国政治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的政治学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实践，研究我国政治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如果作一个粗线条的勾划，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恢复和发展了传统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作出过积极的呼应。 第二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政治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功能定位进行反思和总结。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直至现在，在经济市场化推动政治变迁的背景下，和新一轮西学东渐浪潮的影响下，政治学进行了一次学术化、科学化的重建过程，尝试运用新的学术话语，解释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这个阶段中国政治学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它对中国政治学的未来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和知识化使它日益走出国门与世界政治学主流话语进行交流和沟通。这一转变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变革是分不开的。 市场化改革及其所引发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催生了一系列与政治学有关的研究课题，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职能定位及其转型等。于是，国家、政府、政党、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等政治学基本理论范畴开始呈现体系化的研究规模，并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得到新的更为宽广的诠释和运用。这一态势使得中国政治学从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学逐步向科学化的政治学转变。这种转变使得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不再像从前那样与中国的国情格格不入，而变得越来越有共同的话语空间。这件事本身又促进了20世纪90年代新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大量西方政治学著作被翻译过来，它反过来又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进一步走向科学化、知识化。两者形成了互相推动的关系。 （二） 中国政治学的科学化、学术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使中国政治学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为中国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界进行交流对话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由于过度讲究科学性，以及研究的技术性规范，加上研究目的的功利性，从而可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应该注意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人文关怀。 对政治学来说，人文精神其实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谓“人文”，含有“人的（人本的、人道的等）和文化、文明的”意义，重在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人的需求和保障、人的情感和意志等价值性内容。人文精神的特点在于从人的立场出发，一切为了现实的、具体的人。因此，不同于科学的思考和表达方式，人文精神要求始终体现和维护人的价值权利、价值选择，要有自己的主观倾向性，不能停留于冷冰冰的事实描述，更不能容忍依据事实和理性而得出不利于人的结论。 政治学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人的生存价值，是一种研究如何实现人类福祉的学问。其目标是使所有人如何生活得更好，如何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亚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学》中指出：“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8页。）然而近现代以来，人们多从政治权力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政治，随着理性主义的张扬，政治的任务由追求人的自由扩展的初衷而客观上在很大程度上却变成了监控人的工具。这就使政治“客观化”和“上层化”了，从而远离了使所有人过上更美好生活的古典意义。因此，现代政治学不知不觉成了国家之学，统治之学，官府之学，管理之学，从而疏远了对人的关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感到有必要强调政治学要多一点人文精神，多一点对人的关怀。这里说的人主要是指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特别是普通的百姓，生活在底层的人群。这里说的关怀，不仅是物质生活的关怀，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关怀，人生存的根本意义的关怀。政治是基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政治发展也是基于人的发展而发展的。从本质上讲，政治学的研究应当被定格为有益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唯此，政治学者方能在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召唤下，在终极意义上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