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政治学领域出现了一支新兴的学科——生态政治学(有人也称之为政治生态学)。由于生态政治学方兴未艾，国内外的学者对生态政治学的基本含义还处于争论的阶段。但是，从对生态政治学的理解的方方面面，可以显现出生态政治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轨迹和拓宽。 一、生态问题的政治化 生态政治学最初的缘起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全球环境的恶化日益严重，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环境污染(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严重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生存和发展。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成为人类迫切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出现了一些生态政治活动和生态政治党派。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了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起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世界各国“绿党”组织也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增强。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80年代以来，世界的一些国家也相继建立了“绿党”组织。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在全球人类对生存和发展方式、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等进行广泛和深刻反思的背景下，生态政治学诞生了。 人们之所以把生态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把它归于政治学的分支，是因为政治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无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治国理政的思路和方略都会左右这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决定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文化、科技的特点。政治的作用渗透于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和扩张，逐渐建立了以西方文明为核心的人类的政治观，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价值的社会模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但是，西方文明是以工业文明为主的，在带来科技和经济的巨大发展时，也带来了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恶化以及人文的衰落。它的政治观也出现了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等，力求把整个世界都按照西方的理念统治起来，迫使其他国家也走向和西方世界一模一样的道路，建立起同样的政治。这种政治观深刻影响了一二百年来世界的发展。因此，当世界出现自然环境和生态危机的情况下，人们自然要把这一苦果首当其冲的归于政治问题，认为这是政治上指导的失误，而且人们也相信政治的力量，足以能够解决生态危机。 因此，生态政治学的一部分学者认为要把自然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上升到政治的高度，生态问题首先要从政治上给予解决。于是，他们把生态政治学理解为政治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改善和维护。生态政治学涉及的概念和范畴有生态政治、生态安全、生态运动、绿党、绿色政治、生态自治、生态社会主义；具体的研究内容有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生态建设、生态保护与公共政策，生态成本和经济政策等，目的是建构保护生态、建设生态的政策决策系统、分析系统和执行系统。不难看出，这种生态政治学有很强的针对性，即力求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虽然它的着眼点是政治，但是其目的是改善和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 从这种角度出发的生态政治学，可以称之为生态问题的政治化。其出发点是好的，它对长期以来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消解。同时生态问题的政治化也反映了人与自然的一种辩证关系，虽然是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的保护，是对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限制，但是，从长远来看，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也就保护了人类自己。但是，这种生态政治学偏重于政治上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定，探讨的是政治的技术层面，导致对政治的工具价值的重视，容易忽视对政治本身深层的建设。同时，它也容易落入自然主义。因此，找到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界限、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范围是这种生态政治学研究的关键。 二、政治范式的生态化 除了生态问题政治化的思路之外，生态政治学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用生态思维、生态智慧来建构政治方向的趋势。“它可以被视为以生态的眼光看待政治学的领域，其中包括更为彻底的观点，即生态学不仅提供了政治性议事日程的内容，而且是政治事件可能的基础和制约条件，甚至决定着政治学的恰当形式。”(J·海华德，《政治生态学的含义》，《世界哲学》，1996年第21期。)这种理解下的生态政治学力求实现包括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民主等在内的政治活动生态化，以致于从根本上改变对政治的理解和建设。政治的建构都是以一定的政治范式为基础的，一种政治范式代表了一种政治建构的方式，决定了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用生态方法来改变政治范式，可以叫做政治范式的生态化。 1866年，恩斯特·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用以研究生物体和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后来随着生态学的不断发展，人们普遍认为生物群落及其环境之间由于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转过程而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所谓“系统”就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有规律地联合起来的有序的整体。1936年，英国学者A.G.坦斯利(Tansley)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此后，把研究生态系统作为中心是近代以来生态学的特点之一。生态系统主要有整体性、平衡性、动态性、功能性和协同共进性等特征。于是，生态政治学的一部分学者把这些生态学上的原理和特点应用到政治建设上来。首先，仿照生态系统，建构政治环境。所谓政治环境，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政府的组成部分之间、政府与非政府之间，通过不断的引导、调整、控制、反馈等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在研究政治环境时，强调政治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以及“整体性”和系统中各成分间的相互联系。构成政治环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1)政治环境是由许多环节组成的；(2)政治环境中的各个环节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3)政治环境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独立的、特定的功能。这个由政治环境结构表现出来的整体功能要大于它的各环节部分功能之和。在政治环境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一系列环节发生相应的变化，这都将影响政治环境的稳定与发展。例如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会引起社会信任的危机，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以致于影响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和谐，干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党和国家积极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既保障了社会政治环境的安定和谐，又增强了党和政府在人民中的威望，并加强了党的执政能力。其次，参照生态功能互动结构，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活动是当代政治体制的必然要求。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再次，依照协同共进的原则，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当今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从两次世界大战到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促进了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和恐怖主义的恶化。生态学认为，生命是珍贵的，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各个生命环节和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和强弱，在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作用和地位。这个世界不仅是强者生存的世界，而且也是弱者栖居的世界。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依存性原则，共同担负起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和平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