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文学界否定、怀疑和不满之声不绝于耳，文学批评的形象和信誉也似乎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虽然我并不认同对于文学批评过于苛刻、夸大其词的指责，甚至还多次为文学批评辩护过（注：参阅拙作《为批评一辩》（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2期）、《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在怀疑与诘难中前行》（载《山东文学》2003年第6期）。），但是我并不认为文学批评就没有问题。相反，我觉得，文学批评不仅有“病”，而且“病”得不轻。不过，试图在一篇文章中诊断出文学批评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其中最具普泛性的两个方面。 一、文学批评的“不及物” 文学批评是一种“对象化”的文学评判活动，离开了“对象”，批评是无法发生的。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批评界，对批评对象的“虚化”、轻视甚至忽略已经发展到令人吃惊的程度。许多批评不与具体的对象发生真实的联系，而只是把对象作为“思想”或“话语”的由头，使得批评悬浮在对象之上，永远是一种“不及物”的状态。这种“不及物”具体到批评实践中，又有如下几种典型症状： 其一，胸怀全球、指点江山的归纳式批评。大概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所谓“宏观”批评、整体批评就在文学界大行其道。批评界热衷的是对文学形势的判断，对某一个阶段文学特征的“概括”和“归纳”成了文学批评的主要模式。我们只要注意一下80年代以来主要的文学刊物和批评刊物，就会发现，几乎每年的“年终总结”都占了很大的比重。关于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体裁的发展态势、基本特征的分门别类的总结、归纳使人相信文学的时间性似乎真的是无法克服的，一个年度与另一个年度之间、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之间的文学似乎真的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些评论文章，几乎可以说它们是我们的文学评论中最没有创造性、最没有意义的文字，那些大而化之的“归纳”，既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也与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去甚远，纯粹是一次又一次的“话语浪费”，是批评家自娱自乐的话语表演。遗憾的是，这样一种“形势分析文体”至今仍然很有市场。我发现，当今很有影响的几家评论刊物，如《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竟然于2005年度都以很大的版面发表了对2004年度文学的“形势分析”。与这种时间性的“文学归纳”相近，“现象归纳”也是批评界习以为常的一种批评文体。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各种文学个体归入某个“群体”或“现象”，以此赢得命名或言说的机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新历史”、“新体验”、“新乡土”、“新写实”、“新都市”、“新市民”、“新状态”等“新思潮”、“新现象”的命名，可以说就是这种“现象归纳文体”的典型体现。而此后以年代为划分标准的命名方式则更是这种“现象归纳”文体走向极端化的表征。以一个年代来命名一种或一群文学写作的现象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谬性，正如我们无法把“为人生”的茅盾和“为艺术”的郭沫若归到一个所谓的“20或30年代”的群落一样。仅仅以简单的“60代”、“70代”、“晚生代”、“新生代”、“80后”来归纳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也自然是空洞而不得要领的。它取消了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个性差别，是以对作家“个体性”的抹杀来成就其命名的合法性的。“80后”作家郭敬明就曾明确表示：“每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千差万别……‘80后’其实并没有一个整体定型的风格……我个人认为‘80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不成立的。”问题是，这样一种与文学批评的创造性无关只能显示批评的平庸和无能的“文体”何以却会长盛不衰呢？我想，无非两个原因：一是这类文章好写，它无须对文本有真知灼见，是一种能“藏拙”的文体。它能掩盖批评家文本解读能力、阐释能力和审美判断能力低下的事实，只须想当然地归类出关于文学的似是而非的“一、二、三”就行了，而且由于这类文章“站得高，望得远”，与文坛既有关又无关，因而无须接受关于它的“真理性”的拷问。一是这类文章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我们习惯于“类比式”的认识事物的方法，习惯于从“类”和“群”的角度来判断和评价对象，因此，正如杨振宁所指出的，中国人长于归纳思维而缺乏逻辑思维，而文学一旦被纳入这种“归纳”式的思维框架，它就变成了一种“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对象，它就不再是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存在，尽管这种“归纳”是以对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无穷奥妙的伤害为代价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今许多批评文章都是毫无学术性可言的，没有观点，没有论证，没有逻辑推演过程，有的只是空洞的“一、二、三、四”的特征概括，它只能停留在现象和表象的层面上，根本无法企及文学、精神和心灵的高度。 其二，目无文本、触及一点不及其余的臆想式批评。一切从文本出发本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但这个原则在当今的批评界却遭到了普遍的背弃。许多批评家的阅读量已经低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一方面是文学生产力的空前高涨，一年一千部长篇小说产量可以说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度都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却是批评家对文学作品的冷漠甚至拒绝，有些批评家一年的阅读量恐怕连十部长篇小说也达不到，这种巨大的矛盾造成了当今批评无法避免的“失语”现象（注：前文提到的“归纳式”的形势分析文章，大多不是建筑在对文学作品广泛阅读基础上的，它们的“归纳”既无真实性，也无“真理性”，因而它们发出的声音无论如何喧闹，都只不过是一种“伪声音”，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失语”。）。可以说，正由于没有文本阅读量作基础，批评家已经失去了在批评对象面前的主动权。他们无法自觉而主动地选择批评对象，只能听命于“媒体”或某种权威的声音。某种意义上，媒体以“炒作”的方式已经影响了批评家的判断，他们无法在比较的坐标上来抵制和抗拒媒体的声音，因为他们不比媒体阅读得更多。即使对所阅读作品的批评，也常常不是“细读”式的、学术化的，而是蜻蜓点水式的、臆想化的批评。许多批评家不仅不会去反复阅读、探究一部文本，而且似乎已经失去了完整地阅读一部作品的耐心，有时只看看内容提要、故事梗概就可以写批评文章或在研讨会上高谈阔论了。有些批评家的想象力已发达到不看作品就可以写出关于一部作品的长篇大论的地步，而各种各样的作品讨论会上，那些洋洋洒洒的宏论也几乎都是即兴臆想出来的。据说，有的批评家只要听听别人对小说故事的大致介绍就能写出5000字到10000万字的批评文章，有的批评家第一天晚上还在抱怨没读作品，第二天就能作一个小时的主题发言。如果说，这样的批评对文学文本的背弃多多少少有点不“道德”，有点堕落意味的话，那么在对待文本的问题上，许多“道德”的、“严肃”的批评也同样存在着对“文本”的轻视和忽略的现象。许多批评家有着深刻的思想、高深的理论、丰富的学识和聪颖的智慧，他们把文学批评视作展示自己的舞台，而“文本”只不过是踩在脚下的“跳板”和过渡。他们的批评文字往往文采斐然，思想高深，但却与所评论的文本几乎没什么关系。“文本”成了批评家挥洒才情的中介和“由头”，最多只是批评家所要表达的“思想”的佐证，批评家完全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在这种情况下，批评的“不及物”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这种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对先锋小说的评论中尤为常见，而在90年代对尤凤伟的《中国1957》、莫言的《檀香刑》、阎连科的《受活》等文本的评论中也大量存在。这样的批评当然会给人以启示与收获，但这种启示与收获是与批评家所评文本无关的，它是对文本的某一局部、某一细节、某一点的“借用”或演绎，有时甚至不惜以对整体“文本”的遮蔽、曲解和牺牲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