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左翼文学的一个口号，本文用以指代一种文学—文化观念立场与思潮。 从“五四”文学革命到当代大众文化，“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并占据主流支配地位的思潮观念。因而“大众文艺”虽以底层民众代表自居，却恰恰与居于社会边缘的前现代“民间文化”相区别。无论就文学—文化经验的分量或社会历史影响而言，后者都不能与前者相比。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大众文艺”观念的反思，构成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史研究的中心一环。 “大众文艺”的主流支配地位主要基于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现代性心态。现代化制度的“民主”及“人民主权”原则与现代性“平等”信念相互支撑（注：本文同意刘小枫以制度与心性分梳“现代化”与“现代性”的提法。），共同赋予“大众文艺”以“时代呼声”的强音地位。因而，“大众文艺”研究势必结合思想史特别是现代性信念在中国的演进溯源考察。这一研究同时构成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角度。 然而，如同“现代性”与“现代化”在现代史上呈现出既统一又对立的复杂多重关系形态一样（注：参阅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思潮不同阶段的现代性嬗变，也具有差异乃至冲突的性质（如“文化大革命”运动之于“五四”文学革命或当代大众文化）。这种嬗变既使不同阶段的断代研究成为必要，同时使贯通各个阶段的思潮统一关联性研究更形困难。 困难不仅在于“大众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极“左”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灾难性使后文革时代已有条件对之反思），而且更重要的是，“大众文艺”思潮深层依托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已成流行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以市场社会为现代化范型，现代性成为这一范型的单一信念与价值尺度。由于这种现代性信念在今日中国有重大急迫的正当合理针对性，因而尚难成为反思对象。 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直线进步时间感与历史信念，依托不断加速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自我否定地弃“今”向“前”（注：参阅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现代性”此种自我否定的更新机制，使迄今的各种现代化批判均转化为推进“现代性”的动力（注：参阅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丁耘中译文，载《学术思想评论》第六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因此，“现代性”并非某种单一现代化模式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承载各类不同社会目标的进步主义信念（就此而言，它又是现代历史上最普泛的意识形态）。 从而，“现代性”成为揭示20世纪中国“大众文艺”各个阶段嬗变又统一关系的深层线索。但是，与90年代后期开始的以现代性为标尺重写现代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不同，本文不取将现代性作为价值目标的意识形态立场，而是将现代性作为一个反思的框架，在清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关键观念同时，让自己走出受支配状态（此即康德所谓启蒙）。 二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作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如胡适本人所强调：“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即依托“活文学”传播与建设白话文的“国语”。胡适未以“大众”（尤其是“工农大众”）为主题，但他的文学改良基石以及主要的历史成果却是白话文运动。白话文作为“国语”，意味着从思维与行为根基的语言形态上使“大众”成为国家主体。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这同时意味着“大众”登堂入室对精神礼器的占有与解放（注：林琴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径由语文民主导致精神民主（即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颠覆）的后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俾天下通晓，亦可使人人咸窥深奥之学术，不为艰深文字所梗。”（《荆生》，《新申报》1919.2.17—18））。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大主义之首即以“国民文学”取代“贵族文学”。这一取代实质是新文学运动的基调：即使是与通俗文学“礼拜六派”对立的文学研究会所标榜的“为人生而艺术”，其人道观念也已确定地基于现代性的“民众”。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大众文艺取向明确地援引现代性观念。这不仅指新文学运动所倡“国语”、“国民文学”之“国”普遍被意识为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注：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五号。），而且指以西方现代性文艺思潮为参照，并以但丁、路德等开创现代欧洲民族语言事件类比自我定位。更为深刻的是，严译《天演论》所引入的进化观几无例外地成为新文学运动最深层的本体性依据，乃至成为一种“文学历史进化论”（注：胡适：“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此文之进化也。……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即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若夫七子之诗，……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文学革命论》）刘半农：“白话为文学之正宗与文章之进化。”（《我之文学改良观》）周作人“人之文学”之“人”乃“从动物进化的人类”（《人之文学》）。冰：“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进化的文学有三件要素：一是普遍的性质；二是有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能力；三是为平民的非为一般特殊阶级的人的。”（《新旧文学评议之评议》，《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一号）……即如林纾等反对派，亦称孔子为“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不悖也”（《致蔡鹤卿书》）。）。严译进化论“第一次向中国人完整明晰地展示了一种统摄历史目的与自然规律于一体的现代时间—历史观。它为民族国家竞争（物竞）提供了以线型进步时间—历史大势（天择之道）为本体根据的实然规律与应然价值相统一的定位。……现代性的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性定位的第一个意识形态。严译进化论因此成为中国现代精神及其心性结构亦即中国现代性兴起的开端”（注：参阅尤西林：《现代性与时间》，《学术月刊》2003年第8期。）。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强调，无产庶民及其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潜藏着一个极大的社会的进化”，并且伴有可与基督教相比的历史信念（注：参阅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这一说法扼要地抓住了作为“现代性”（modernity）历史原型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未来进步观（拉丁词" Modernus" ）（注：Hans Robert Jauss,Toward' an Aesthetics of Reception,by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 Press,1983,pp.46—48；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等中译本，香港道风书社1997年版）。），并从文化信仰渊源上揭示了“大众”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