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走过了5年，对于文学史来说，五年似乎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时段，但这5年无论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来说，还是对于文学自身来说，又显得格外重要。在这5年间，国际国内的纷繁复杂的变化，也许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文学时空记录了这种变化以及人们的心声，也留下了一批可观的作品。新世纪文学5年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另一方面，我们还记忆犹新，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人们曾怀着莫大的兴奋和期待，畅想着“千禧年”的美好前景，5年过去了，我们是否从中看到一些文学新世纪的影子，五年的文学实践又能否为文学新世纪的设想提供一些实证性的内容。由此看来，对新世纪五年以来的文学进行回顾和总结，还是存在着许多理论的生长点。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应该成为我们回顾的重点。因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积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比较成熟的队伍。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当代文学批评队伍相对于80年代大大地萎缩甚至溃散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的一个主要依据是，80年代活跃的一大批批评家都放弃了文学批评，有些则转去做文化批评。对于后者，不应该视为批评的萎缩，而应该是与批评观念的转变有关系，因为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兴起，大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之势，尽管对文化批评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宁愿跳出争论，从文学批评发展阶段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文化批评的兴起。至于前者，说到一些曾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放弃了批评，我以为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起码也是符合新陈代谢、新老交替的自然法则的。事实上，更有一大批新人加入到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行列。在这里特别不能忽略学院派的功劳和意义。二十余年来，我国的大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建立起了实力雄厚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这批力量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丝毫不比80年代逊色，尽管不及80年代那么政治化、中心化，但其学理性显然要厚实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眺望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也许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我们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眺望就应该在正规军的作战模式下展开。为了应对这样一种“作战模式”，就不仅仅有一个批评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批评制度的问题。当然，批评制度的问题过去就存在，但我们一直对其疏于讨论。进入到新世纪，讨论批评制度的问题也许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文学观念相比于新时期文学之初，毫无疑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完全得益于二十余年对西方理论和思潮的译介和引进，今天中国的文学观念的动静大概已经说得上与国际接轨了吧，西方略有风吹草动，我们这儿肯定就会有所反应。但尽管我们有了最新的、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批评观念，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见得比以往做得更好，批评给人的感觉还是缺乏力量，不断遭到指责，被说成是批评的失语，批评的缺席。这的确很奇怪，既然我们的批评观念已经如此丰富，为什么还会失语呢？当然，人们对于引进西方理论观念已经作了各方面的分析，比如，引进以后还有一个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西方理论观念也有一个语境的问题，脱离开生成西方理论观念的特定语境，观念的内涵就不可能准确地散发出来。这些意见无疑都很中肯，但我想，还应该把批评的问题放大来看，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来对待，每一次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次批评家的个人写作，而是一次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实现过程，把批评观念也放在整个批评活动的环节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批评观念的生成和阐发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其中就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当然，批评制度也可以纳入到语境的范畴，也就是说，西方的理论批评观念是在西方的批评制度下得以阐发的，离开相应的批评制度，批评观念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谓批评制度，既包含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同遵守的批评规范，也包含政治思想体制、社会法规对于批评活动的约定，文学批评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遵循着批评制度的约定。但一个社会的批评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这种制度并不完全构成明确的条文，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约定。它也是社会各方面权力的综合作用。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批评家的批评行为要想成为一个社会行为，就必然要与批评制度发生关系。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批评观念，但并没有引进与此相适应的批评制度，因此批评目标的实现就大大地打了折扣。比如关于批评的分类，我们也参照西方的体系，把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区分为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主流批评三种类型，也有的区分为另外几种类型，但大体上没有根本的差异。这种批评类型其实就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也存在着与西方相似的批评类型，但这种相似性其实是很值得质疑的。批评的分类显然必须与相应的批评制度挂钩，才会具备现实性。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批评制度，因此，所谓的学院批评也好，媒体批评也好，徒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理想中的学院批评应该是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但这种独立的学术品格首先需要得到制度的支持，像西方的大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我们的学院批评是建立在所谓的核心期刊的制度上的。同样，媒体批评对于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也是一个想当然的概念。媒体批评首先必须要以媒体作为一种充当监督权力的独立联合体为前提，但在中国，媒体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它必须首先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媒体也逐渐取得市场的独立性，但这并没有改变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使中国的媒体更为复杂化。考察中国现行的媒体，必须注意到意识形态性和市场性在它们身上的体现方式，事实上，我们眼前具有不同类型的媒体，它们都承载着文学批评，但由于媒体的性质有所区别，其批评的形态也有所区别。有些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媒体，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批评的载体，但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变异的媒体，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如《文艺报》、《文学报》，还有各地作协或出版社办的刊物，我以为就不能把这类媒体上的批评简单地归为主流批评，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媒体批评。也许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带有消遣性的综合类的市民报纸其意识形态的色彩可以稍微弱一些，如各地的晚报、各种娱乐性报纸，我们常常指责媒体批评，列举媒体批评的种种恶劣表现，这些恶劣表现多半出自这类娱乐性报纸，从市场化的角度说，这类报纸的媒体特征比较明显，但也不能说它们就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媒体，从担当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的责任来说，它们又是不负责任的。在这类媒体上面，文学只会用来当作炒作的原料，能指望这类媒体的批评分担什么批评的责任吗？当然，进一步分析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批评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中国媒体的不健全大有关系。中国的媒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市场性的双重责任，因为责任的双层性，它可以互相推诿，哪一层责任都没有真正承担起来，中国的媒体是最不负责任的媒体。而每一类媒体都有文学批评的参与，在一种不负责任的媒体上进行文学批评，其批评也跟着失去了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