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堂中正式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的历史已过百年。科学在中国已经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名词。但是百年的学习成效并不尽如人意，中国国民的科学素养依然令人担忧。追本溯源，在中国最初进行的近代科学教育中，一个显著的矛盾是表面上人们非常重视科学，甚至把科学提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但实际上，学校中的科学教育只注重科学知识的灌输，服务于考试的指挥，缺少科学方法的训练和科学精神的培养，科学教育的实效性无法得到保证。在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过程中，我们可以探寻出这种矛盾的病症所在。 一、科学知识取向的科学观与科学教育的表层化 对科学的全面认识是形成科学教育中科学精神的基础。中国近代对学校科学教育的重视一再加强。近代几个学制的颁布是一个不断加重科学教育地位的过程。但是，在重视科学教育的同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人们往往以科学知识教育代替科学教育的全部，对于探究实验的科学方法，创新批判的科学精神被排斥在科学教育之外。 产生这一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在我国近代社会，人们对于科学这一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了解很少。对于近代社会民众的科学教育观，梁启超曾有一段精辟形象的论述：“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所产结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只有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化学……等等概念，而没有科学的概念。[1]”近代民众对科学教育的看法极其肤浅，对科学教育的认识本身是一种简单逻辑相加的思维模式，缺少本质的探究。这种科学教育观的直接后果是学校中的科学教育只是贩卖知识，学生在年纪轻的时候听惯了这些结论，都以为是推诸万物而皆准的话，结果只是养成了独断的精神。这真是科学教育所得的最‘不科学的’结果，决不合乎科学精神。[2]”这种科学教育观满足于科学知识的获得，忽视科学研究的过程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实质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经学教育。 这种对科学的片面理解源于中国传统对科学的认识停留在猜测性的思辩和表象观察描述相结合的水平，而不是沿着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分析的方向发展。直观式思维是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色。与相信真理而言，人们更相信经验。科学都是对生活生产经验的总结，使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这与经学的研究方法相似。由于没有突破和飞跃式发展，科学的求真、探索、批判精神在这种知识形成中并无太大作用。知识积累性的研究方式是古代科学发展的主要形式。如在中国医学研究中，历代积累了大量完备的病理资料，但始终无法突破经验式的研究，无法上升到抽象的理论水平。历代医学著作的发展只是增加更多的医学案例和药物种类。如中国在汉代形成最早的药物学专书——《神农本草经》，共载药物365种，梁代陶弘景把新发现的药物又整理出365种加进去，编撰成《本草经集注》。到明代李时珍著成《本草纲目》时，共载药1892种，清代的赵学敏又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补充药物716种，编成《本草纲目拾遗》[3]。在中国古代其他科技领域中也是如此。各个领域中都有自己的权威著作和经典，本领域的基本框架已经被限定，后来人只能引经据典，借经典立言著述立说。儒家的注经研究同样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一条必由之路。 在近代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过程中，人们仍然按照经验式和注经式的方法对待近代科学，把学习科学与学习科学技术知识等同，这是对科学本质的片面理解，在现代学校教育中，死记硬背代替了科学观察和研究。科学实验的方法对于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都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精义就是“凡事必加以试验，试之而善，则守之勿失；其审择所归，但以实效而不以俗情私意羼之。[4]”虽然科学实验对于科学教育来说非常重要，但近代中国的课堂上，科学教育基本上沿袭经学教育的方法，灌输、呆读死记是主要形式，科学实验和探究教学少之又少。当时有教育家对天津高等专科学校中学部地理教学记录是：“五年级教授外国地理，用商务印书馆瀛环全志，此书已旧，……教员端坐，持书顺讲，注重文字，而略于大势，……学生有地图而教员无之，且不知利用黑板，……地理教授之精神，全归于消灭矣。[5]”在当时条件优越的学校中尚且如此，全国教育情况可见一斑。 能够具备科学教学设备仪器的学校少之又少，这在客观上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教育的发展。清末新学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设备极行简陋”，虽然经过几十年兴学，民国时期的理化教育仍然是最薄弱的环节。对于这一状况，1919年2月8日，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学校应增进理科教育办法训令》，规定“中学校理科教授之设备，宜视地方财力所及，力求完善。”《训令》指出当时的教育状况是“向来习惯多讲演，少实验，卒至兴味绝少，毫无效果。”在诸多教育令的催促下，缺少科学仪器设备，教学方法呆读死记的状况仍然没有多大改观。1923年恽代英在《学术与救国》中又一次批判了科学教育的问题：“今天中小学没有仪器标本，仅仅教授学生一些简单枯燥的原理原则，使学生觉得比学古文还没有趣味。”在这种环境中，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理化教育中都很难意识到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无论教师和学生在科学知识的记忆上花费多少工夫，科学教育仍然缺少实效性，科学素养的培养也无从谈起。 二、“技进于道”的科学观与科学教育经学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从来都与道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技术研究的最终目的不是求自然世界的“真”，而是解释人与社会的“道”。“道”、“阴阳”、“五行”这些笼统玄虚的思想被用来解释自然世界，同时也适用于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没有主体和个体的截然对立，相反，“天人合一”是为时代崇尚信奉的重要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主张天为阴阳相生，地为刚柔相济，人则仁义相成。天地人并列，天与人相通。所以，中国对自然的认识一开始就是和人联系在一起的。尽性即知天，所以求之于内也就是认识了全部。在中国社会，人们不是把外在的自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认识、改造、征服和索取的客观对象，而是力求天人之协调、和谐与一致。自然宇宙不是科学的殿堂，而是道德的园地。这种认识不可能激发起人们对科学技术研究的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