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教育研究中，社会教育及其历史是一个很少有人眷顾的领域。这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教育的政治化，全能政治的理论宣传和思想教化取代了以往的社会教育。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长期被压抑的全民文化教育热情又被挤入“应试教育”的轨道，升学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拨乱反正”旗帜下的教育思考自然也以学校教育问题为兴奋点。在“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1]的90年代，专业化与考据化的治学方式日益占上风，重新夺取专业化地位的教育学也把自己切割得越来越细。于是，教育学者越来越习惯于从专业、研究方向的角度窥探教育问题，难以对社会教育这一过于“宽泛”的问题域产生兴趣。 然而，随着教育问题综合化性质的日渐显现，随着问题意识的逐步觉醒，被切割的碎片又有了回归母体的趋势。不少研究者强调通过学科整合来研究具体的教育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教育史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研究问题。此方面研究的内容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社会教化，但清末民初由传统社会教化到现代社会教育的转型及其现代化进程，无疑是研究关注的焦点。在“内在性视角”中，古代社会教化是作为现代社会教育的远祖而被纳入知识家谱之中的。 的确，要理解现代中国教育问题，社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翼。这是因为，作为整个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制度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基于解决中国现代社会问题的需要建立和发展的。随着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和庚子之役的接连失利，中国问题更多的是在认同西强中弱的文化心态之下生成的。特别是庚子之后，国人的“自我检讨”已经从技术、制度层面深入到国家和国民素质的层次。因此，在清末新政中，造人才（以现代学校制度为主体）和造国家、造社会（以预备立宪、地方自治和通俗教育为主要内容）得以先后或同时起步。以癸卯学制为代表的现代学校体系，主要是一种作为科举制度替代物的现代精英（或人才）培养制度；而以简易识字学塾和通俗讲演等形式出现的社会教育，则代表了造就与立宪政体、发展近代工商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之努力。民国肇基，教育部成立，蔡元培和蒋维乔主持制定教育部官制，让社会教育与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三司并立，在国家教育行政组织上确立了社会教育的独立地位。虽然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多取法于日本，但中国却早于日本多年在国家行政管理层面上确立社会教育制度（日本是在1924年），体现出比日本更为强烈的现代规划意识。自是以降，在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社会教育同其他教育形式的分立、互动与融合，构成了理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不能在社会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的联系中分析中国现代教育问题，便无从全面把握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特质。 本文之所以要以制度变迁为中心，是因为在国家规划的现代化过程中，思想领先、制度强制乃是其自然而必然的需要。一方面，制度的确立实际上是以刚性的形式，对竞争着的各种思想理论及其实践策略进行筛选和固化的结果，制度的话语是一种实践着的理念，它反映着教育领域中的一般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制度作为借助于国家权力而推行的、规范化了的实践策略，在指向一定的目标和问题解决的同时，又不断生产出新的问题。这些由制度所生产出来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特殊面貌和复杂性质，体现出中国教育的现代性。 本文所说的“多维分析”，分别在两个方向上展开。其一，是在思想、制度和实践的互动中研究民国社会教育发展，即通过多层面的关联性分析，完整地再现历史的真实，凸显潜藏于其中的各种具体教育问题；其二，是在现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地方政权的关联中，分析不同教育主体在发展社会教育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一、“社会教育”：一个处在流变过程中的历史概念 “社会教育”是该项研究的核心概念，应给出清晰的界定。民国时期，由于外国特别是西方教育的广泛影响，大量的外来教育术语和概念进入中国教育论说之中，再加上中国的自生语汇，人们对社会教育概念的理解呈多元趋势，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故当时出版的研究社会教育、民众教育的理论书籍，开篇常常要对有关概念进行辨析。辨析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相似概念，如“通俗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补习教育”、“扩充教育”、“识字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乡村教育”等。不过，由于人们习惯于在教科书的论域（如囿于教科书中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分野）中界定社会教育，而处于不断流变之中、具有多重复杂实践内涵的社会教育概念，自然难以被纳入既有的分析框架；对那些相互交叉、重叠概念的梳理，更显得剪不断、理还乱。 实际上，分析作为中国现代教育规划的社会教育，仅仅求之于形式逻辑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内在性视角出发，循着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内在理路，用问题去统摄概念，才能彰显相关概念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使那些相似概念得以统合的，主要不是一种抽象的逻辑规定，而是强烈的实践愿望。清末民初，人们以西方列强为参照系，逐步意识到了中国落后的多方位性。为建设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与之紧密相联的国民素质问题，早已进入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视野。当时，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国民，都远不是既成的事实，而是有待造就的新事物。故清末士人常发出中国“无国家”、“无国民”之慨叹，如梁启超说：“夫古昔之中国，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且我中国畴昔，岂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2]，“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3]。因此，在人们的现代化设计中，作为造国家、造国民之重要手段的教育，一开始便具有某种全民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