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关系的打扰，每天也会碰到需要寻求关系的问题。对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的实证研究表明，关系网络是华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1]。关系在中国不仅存在于个人的生活当中，同时也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的活动中，如生产活动、教育活动、资源分配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寻求和维持关系是为了增进个人的效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循环的、是互惠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他愿意寻求的某种特殊关系链的“终端”一方，一定存在着一种“权力”，是这个权力的存在才使得这个关系能从对方通达到这一方，同样这个“权力”的拥有者也会在他的权能之外的某个问题上需要寻求与别的权力的拥有者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可以这样说，关系网络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分布网和行动路线。一旦你有了特定的关系，你就等于有了“特权”。 那么，我们所指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特点和性质呢？宽泛地说，“关系”可以指任何牵涉到至少两个人的非正式关系。在我们国家，“关系”原来是指一种基于多种可能的基本的旧有联系的个人之间的价值推定关系。所谓价值推定关系，是指以关系本身作为结果去评价，而不是以短期交往的结果去评价。当然这样的一种关系也有着某些短期的用处，但毕竟不同于仅凭感觉上的需要而产生的那种利用工具的关系。在眼前的目标实现以后，关系仍然保持了下来，使用“旧有的”是指这种关系形成于生命进程中较早的时期，如亲缘、地缘上共同的出生地（老乡）、邻居、小学同学关系（老校友），或是其他某种共同的经历（一起当兵、一起插队、一起在五七干校劳动等）。社会关系具有个人性、亲密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其种类、数量、距离和亲密程度等。本文中的社会关系不仅包括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组织（群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具体的（非抽象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的基础。其实，在西方的市场体制下，关系也并不是不存在或者没有关系的影响，如西方人在找工作时也依靠关系但是在市场交易机会和信息畅通的情况下，人们不必完全利用关系，即使是找工作之类的事情基本上可以通过市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去利用社会关系。但是在一个交易权利受到控制乃至禁止、信息不畅通且严重扭曲的普遍短缺经济里，特殊主义人际关系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有可能得到强化，关系趋于普遍和流行。没有关系，人们很难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短缺的物品、服务和权利；有了关系，事情则好办多了[2]。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普遍存在“关系”，而且又发挥那么大的作用呢？对此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文化传统的解释。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使中国人对“丢脸”或“失面子”的成本估算过高，而丢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并不怎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面子”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信誉”，信誉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来的，它代表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丢脸就相当于丧失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存量。另一种解释是制度方面的解释。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流动性不大，人们往往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和一种职业上，使人们趋于抑制“机会主义”动机。同时，非流动性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对“机会主义”动机的监督成本大大降低，关系的重复频度大大提高。 迄今为止，对中国“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大都是由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者完成的，他们研究“关系”在我国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并且试图总结出具有解释力的普遍模型。（注：社会生活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人日常交往的行为方面，如翟学伟.中国人际关系的特质——本土概念及其模式[J]，社会学研究.1993，（4）。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13-19。孙立平.关系、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5）。陆德泉.“关系”——当代中国社会的交换形态[J].社会学与社会统计.1991，（5）等。经济生活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关系”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二是研究“关系”在个体寻求职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影响，如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获得——兼论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J].社会学研究.1996，（1）。李路路.私人企业主的个人背景与企业“成功”[J].中国社会科学.1997，（2）等；在政治领域里，“关系”研究涉及寻租、腐败、裙带关系等。）在教育研究中，严格说来是在学校研究中引入“关系”的视角，或者说研究“关系网络”中的学校还没有见到。如果把“关系”看成是狭窄的西方组织行为学的人际关系的话，大概有学校管理学和教育社会学涉及到“关系”，在学校管理学中讲到人际关系（一种正式的基于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关系）的好坏对学校目标的达成的影响；学校社会学讲的“关系”是指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资源输入和输出的关系，但这些显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学校的实际运作过程，更不能说明在中国的背景里，学校获取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机制。（注：不同地域（农村和城市）、不同种类（重点与非重点）和不同性质的学校，获得资源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既有正式规则的影响，也有非正式规则（关系）的影响，往往后者起着重要的作用。见袁振国.论中国教育政策的转变——对我国重点中学平等与效益的个案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在教育研究中，对“关系”变量影响的忽视，并不表明关系是不重要的，教育研究者之所以不关注，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关系”在我们国家一直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总是与腐败、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联系在一起，人们总是带有道德主义的眼光批评它，避之惟恐不及，何况去研究它；二是我们对学校性质的认识一直局限在把学校看成是一个由国家掌控的、为了某种目的而特意建立的一种正规的组织，这个组织有正式的制度化的渠道和外界联系，好像是一个孤立于社会的“象牙塔”；三是由于“关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它的活动过程的隐蔽性很大，它更多地是一种幕后机制。
